2005年2月号的台北《传记文学》有一篇颇有趣的文章，为习贤德著《王惕吾、王永涛与民族报崛起的相关考证》，细细一读才知道，联合报系的崛起与第二批黄金军费有关。王永涛就是王逸芬，就是派驻台北收支处的那位处长。那时全国有二十几个收支处。当然，台北收支处的处长有些特殊，是蒋的亲信，帮忙看管军费金银。王比起先父要“聪明”太多了，他已经想到用些军费金子去发展自己未来的事业，1960年以少将退伍就变成台北《民族晚报》报社的发行人。在1987年报禁开放前夕，报载王的家人想出价2亿新台币卖掉，当时记得有人愿出1亿来买(那也有300万美金)，但没谈成，后来不到半载，台湾报禁一开，大概就不值那么多了。现在请看这些蒋介石周围的亲信人物，怎样把老百姓的金子作为自己新闻事业的“开办费”，当然名义上，大概是为“党国”办报纸。

　　习贤德在《传记文学》上是这样写的:

　　……联合报系(按:包括《美洲世界日报》，2008年约年赚美金200万元汇回台湾)能有今日的规模，一般人都会推崇:这是王惕吾先生睿智和魄力的心血结晶。但是，若要论及“联合报”前身“全民日报、民族报、经济时报联合版”之前“民族报”时代的创业故事，早年真正令惕老感恩戴德，而视为至友的王永涛先生，才是全力扶植当年“民族报”逐步茁壮的重要幕后金主兼重要推手……

　　到这里，读者不禁会问，作为一位少将收支处长，有什么经济能力“开办”《民族报》，又有什么力量做王惕吾的“重要幕后金主”？且看习文怎样描写先父财务署的这位下属王逸芬(永涛)处长:

　　……49年1月21日，蒋中正总统宣布下野前，特别将王逸芬由国民政府警备司令部军需处长，调往台湾，担任联勤总司令部(按:中间还有财务署)台湾收支处主任。王逸芬的继配王爱筠为浙江奉化人，故在此危疑震撼的关键时刻，能受到层峰高度信赖，成为协同看管……抢运来台的80万两黄金(按:有误)、白银、外汇美钞等国有财资的重要角色。

　　读者到此大概也明白了，习文写的王逸芬变成了掌握运台黄金的主角了，或许已认定他是负责看守整个国库的。连提到国库黄金总量，也少得离谱。［按:其实笔者有关军费黄金的来龙去脉，早十多年前(1996-1997)同一杂志《传记文学》就发表过。但还是没有说清楚，王逸芬怎么会让王惕吾感恩戴德是他“恩人”。但这里面又牵扯到陈诚与蒋的权力角逐，习文继续写道:

　　依照叶邦宗所著《蒋介石秘史:我在官邸的日子与一段遭到留白的历史》一书所述，1947年底，彭孟缉于“228事件”之后向中央建议:台湾需要派驻一支部队并规划人选；军务局长俞济时乃向蒋中正总统建言，由于大陆情势恶化，台湾是最后的落脚地，必须以精锐的亲兵屯驻，于是搁置彭孟缉自行预为规划的建议人选名册，官佐全部都由总统府警卫总队派任，主要干部名单为:警卫总队副总队长任世桂少将为旅长，俞济时的机要刘铁君上校为参谋长，总队附王瑞钟上校为第二团团长，其他营长，连长、排长、班长全由官邸派出，浩浩荡荡于1948年2月来台成军。

　　这里的王瑞钟就是王惕吾，“习文”继续写道: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陈诚，突于49年5月下令:将王瑞钟上校调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高级参谋，改派追随陈诚多年的汪奉曾上校接任。

　　但官邸人马除了蒋总裁、俞济时，一向无人能下令替换，此举立即引起第二团全团官兵大哗，几乎演成兵变。结果，汪上校没有到差，原团长王瑞钟抗命不交，人就躲在台北市杭州南路前联勤总部(按:即财务署内)由该团看管的黄金仓库里头，这个仓库的门需要三道钥匙会合才能开启进入内部，彭孟缉虽派了很多情治人员四处抓拿失踪的王团长，但毫无下落。

　　所幸，陈诚这道干犯官邸人事大忌的调职令发布第二天，蒋总裁即飞抵澎湖马公，俞济时(是总裁办公室主任)面告紧急求见申诉的王瑞钟:“再忍耐，老先生很清楚”。同年6月，王瑞钟调任高参的命令只发布了一个月，即又改为:升任台湾省警备旅上校参谋长，表面上，似乎结束了一场卡位的明争暗斗大戏，但亦赤裸裸地预告了王惕吾在军中求取发展的末路……

　　按习的说法:

　　(1949年底)当王惕吾决定退役投身新闻事业之际，“民族报”亦正陷于社论文字肇祸而停刊的低潮。引起当局不满的原因，是一篇呼吁军公教人员应该调薪，标题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的社论，撰稿人是“民族报”主笔殷海光。［按:此大误，主笔及撰稿人是张铁君，其外孙女即华人旅美作家张纯如，用英文写作《南京大屠杀》］

　　……“民族报”登载这篇看似无奇的社论当天清晨，偏巧被即将登机飞往大陆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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