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写好了不易，但戏剧更难”——专访作家中的“荣誉编剧”

　　最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褒奖了十位为人艺写过剧本的剧作家，授予他们“北京人艺荣誉编剧”证书，他们也被称为当今编剧界的领军人物。这十位剧作家中，有几位是小说创作的高手，如刘恒、万方、叶广芩、邹静之等，都是文学与戏剧的“双栖”人物。日前，记者就文学与剧本创作的有关话题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对于作家进行剧本创作有什么困难的问题，万方首先回答说：我最早写小说，后来写影视剧，直到50岁以后才写话剧，就是觉得写戏太难了。比起小说和影视剧，戏剧需要更大的速度，更强的压缩。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我写话剧是对存在于我身外和内心的事物所作的沉思和充满激情的描绘，话说得再大一点——能够对人类的境遇、人类的天性，做出尽可能生动的反映。如此说来，作家进行剧本创作确实有困难。而叶广芩认为难度主要在结构上。她写小说时力求平淡，能不露声色地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但这样的方式在戏剧创作上便犯了大忌。话剧不但结构要讲究，语言更是要精彩，句句对话都要如同味精一般。所以叶广芩说，在文学上对自己驾驭语言的能力有信心，但在话剧创作上却心里没底。邹静之则认为每个人的困难不一样。有些时候是我们的技术达不到，我们对一个戏剧没有找到最好的表现方法，但这相对来说还是容易的。他列举了以色列的《安魂曲》(该剧根据契诃夫的几篇小说改编的话剧)那样先进的戏剧观念，来证明他的困难在于“内心中有的东西，不知怎样用思想方式表现出来，或者说我怎样才能达到那种高度”。刘恒则说，写作遇到的困难是一以贯之的，过去现在将来没有区别。最大的困难是作者要动用自己有限的主观力量，去攻陷客观世界几乎是无限的未知领域。我们想在各种局限性的束缚之中展露才华，却往往暴露了自身的无知和愚蠢。我们必须和自己的无能搏斗。

　　有人感到，当今戏剧观众的欣赏趣味已经产生了很大变化，那么戏剧创作应该怎样突破和创新？郭沫若、老舍、曹禺等创作的经典戏剧模式，是否还能取得成功？对此，邹静之说，我不认为观众的趣味变了。进剧场看戏，不是要获得故事或笑声的，这在其它的艺术门类可以做到。但在剧场，不管你走神也好，进入也好，人想得到的一定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这也是其他艺术无法替代戏剧的关键。我想话剧有时是想“用快乐的方式，表达心中的不快乐”。我认为《贵妇还乡》那样的戏有着无比的伤感。刘恒则认为戏剧的经典模式不是哪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如果自己确实没有才华，那么叙述者的位置迟早是要让给别人。其他几位剧作家也表示，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任何样式的戏剧，只要写得地道、写得精彩都能成功。曹禺的《雷雨》已经演了近七十年，仍然有观众，票房就是证明。而突破和创新，应该是自然而然来到编剧心里的东西，不是预先设定的。

　　对自己心中想表达的东西，他们更愿意用小说、影视剧本还是戏剧剧本形式加以体现？万方认为这要根据题材而定，她说，确实不是任何想法和题材都适合用戏剧表现。戏剧会对它自身所承载的内容作出选择。戏剧只发生在一块几十平方米的地方，两个小时的时间之内。这既是限制，又是其魅力所在。而小说创作要宽泛得多，上天入地，进入人的大脑，做人肚子里的蛔虫都轻而易举。而影视剧，特别是电视剧，几乎是制造娱乐产品迎合买家，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叶广芩则明确表示，有创作主题时肯定会用小说表达，因为那发自内心得心应手，在作品中“想怎的就能怎的”。剧本不行，受制于各种戏剧因素。她还举例说：比如我在一个电视剧里设计了“一筐死猫”，导演说不行，剧务弄不来这么多猫。我认为那个男主角该死了，导演又说他不能死，因为没有哪个大腕愿意演半部戏，片酬也不好算。后来叶广芩学聪明了，有题材一律先写文学作品，别人怎么改那是他们的事情。她认为文学和戏剧毕竟是两个行当。刘恒的回答非常简洁：随遇而安。我的灵魂领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邹静之对此却无法做出比较，他说：但我可以回答，写好了都不容易，但戏剧更难，非常难。

　　获得“荣誉编剧”的这几位，他们的话剧都在人艺上演并获好评。万方的《关系》《有一种毒药》，叶广芩的《全家福》，邹静之的《我爱桃花》《操场》以及最近正在热演的刘恒的《窝头会馆》等，但显然作家们也为戏剧创作付出了很多。那么如此投入精力、进行戏剧创作的动力何在？对此他们的回答非常一致：喜欢。邹静之说：我极度喜欢舞台剧，就是喜欢。我把写作当修行了，舞台剧能让我闭关独处。刘恒说，我想测验一下自己的能力，伸展一下自己的某些长处。此外，我想借助合作者(譬如演员)的力量，让我的思想和想象走得更远一些。如果运气好，会有后世的表演者不停地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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