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批判刘先生“将历史的现实层面与文化的价值、理想层面混同起来”,则实在是悬鹄以射,中而不肯。刘先生一直强调在历史的环境条件下认识问题,反对抽空了现实生活内容而无限发挥,并没有用一种庸俗的唯物主义来否定文化和道德理想的价值;他主张“在分析、再创造中汲取”传统文化的“某些养分”(《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反对无条件无原则地对传统予以“认同”;他主张任何文化传统都有优秀的成分值得认真汲取,而现代文化只有在追求现代理想的生活实践中才能创造出来。总之,他只是强调在生活实践中创造和评判文化价值,而从来没有将两者混同起来。

　　三

　　二是批评刘先生延续了以简单进步论和阶级分析为特征的“左倾”思想,强调文化的阶段性、时代性而忽略其连续性和超越性。

　　文化是人的生存方式,而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因而文化没有超越性。至于对其连续性的把握,恐怕要以对其阶段性、时代性的认识为前提。刘先生的一些基本认识和判断,如“经济发展的程度大体也决定了文化的发展程度”,以及“(儒学)是上个历史时期的东西,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更多是阻力”,等等,建立在对历史、对现实的严肃考究上,决不是在套用某种过时的简单学说。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建设有赖于以公民意识为核心的现代文化的创造,而创造现代文化所需要的思想资源是传统所无法提供的。如果说这样的社会历史观是一种“简单的进步论”,则梁涛先生那种把现实生活的依据和标准寄托于过去、一定要“返本”才能“开新”的主张,岂不成了“简单的退步论”?至于说阶级分析方法,尽管由于曾经被滥用而名声扫地,迄今为止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分析工具。倘若要指责刘先生“在思想文化与社会现实之间作简单对应”,只是着眼于“深挖古人思想的阶级属性”,恐怕需要拿出事实依据来。

　　四

　　三是批评刘先生“对古代王权做了无限的夸大,将历史中的部分现象、事实当作了历史的整体甚至全部,又将复杂的文化现象还原到王权上来,想用王权主义对其一一进行说明”。

　　刘先生强调古代社会“政治支配经济”,王权的影响无所不在——“在时间上是永久的,在空间上是无边的”,只是在强调王权对社会的笼罩性,他从来没有说古代社会除了专制主义思想就什么也没有了。在具体表述中,刘先生用的是“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主流’或‘主旨’是王权主义”这样的字眼。王权大一统思想当然是要支配一切的——从生产、生活资料到人的情感和欲望,但主观志向并不等于实际能力,两者之间当然存在空缺和缝隙。任何统治体系都不可能彻底控制所有人的思想、情感和欲望,这应当是无须论证的常识,所以,用“历史上依然可以有唐诗宋词,有四大名著,有玄学、理学,有一批思想家的涌现”来否定王权的支配性和笼罩性,实在是没什么道理的。

　　梁涛先生还以“政府委派的官吏一般只到县一级,且人数有限,往往只有两三人,王权以下是地方自治传统”论证王权对社会的控制是“有限的”,这是把王权政治固有的支配性和中央体制的实际控制能力混为一谈。王权主义是一个价值系统,它不仅通过国家机器贯彻自己的意志,还通过种种形式的“教化”把自己的理念播植于人心。大一统的专制王权建构的是一个向心式的有机秩序网络,有控制力薄弱的边缘,但不存在一个自主、自治的地方:且不说在历史上的许多时期建立的严密的保甲联防制度,通过乡绅将地方牢牢归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就是在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的穷乡僻壤,也是王权的天然盟军——父家长权——在实施控制。所谓地方长老,不过是具体而微的国王,他的统治可能是温情的,但绝对不会是民主的。

　　至于王权积极的一面,刘先生从来没有否认过。刘先生的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从生产资料的分配入手,落实到授田制与军功制结合的历史实际,他分析了专制王权产生、强化的途径与过程;从“道”、“圣”、“中”、“和”、“君臣”等核心概念和“天王合一与天人合一”、“天下为公与王有天下”、“君本与民本”等阴阳组合命题的解剖入手,分析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涵、要素和结构;从“臣民意识”的培育、“明君清官神话”的产生、“尊君崇圣”理念的贯彻,谏议制度的实行、朋党政策的调谐等权力机制入手,分析了王权主义政治进行社会控制的手段、方式及其种种表现形态。刘先生的最终结论是,专制王权是传统社会历史地形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和资源运作与分配体系;而作为其政治文化之精魂的“王权主义”或者说“君主专制主义”,既是一种社会组织原则,也是社会正义的源泉和依据。

　　从梁涛先生一句“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也有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可以看出,他把专制仅仅看作人为创设的一种负面的政治体制。显然,刘先生没有对“专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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