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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进行“善”或者“恶”之类定性评价,而是从本质上把它归结为一种原发性的社会秩序,承认它的文化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
大致翻一下刘先生的著作,就会明白,他强调现代价值必须从解决当前问题的生活实践中成长起来,却从来没有片面否定传统特别是儒学对于当前和未来的意义。早在1962年,他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孔子的富民思想》一文,对孔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现代学术史有所了解的人或许记得,文革后最先从正面评价儒学与孔子并形诸文字的,首推刘先生和庞朴先生两人(见刘泽华《砸碎枷锁,解放史学》,《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在其代表作《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刘先生称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是春秋时期“从面向神明而转向人世”的社会思潮的“集大成者”。总之,刘先生绝不是否定一切的文化虚无论者,他的思想是“一以贯之”而与时俱进的,从中找不到激于意气的偏执之论。梁涛先生批评刘先生“过多地把道德义愤带到学术研究中,用‘文革’中的感受去想象古代的王权,结果把古代社会说得一片漆黑,将传统文化彻底妖魔化”,不客气地说是无的放矢,是根据自己的感受去想象别人的感受。
李宪堂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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