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米勒出生于罗马尼亚西部巴纳特地区蒂米什县尼茨基多夫村。父母以及村里人都属于日尔曼族，是罗马尼亚少数民族。全村人都讲德语。因此，她实际上是在德语环境中长大的。德语和罗马尼亚语都是她的母语，但德语应该说是她的第一母语。中学毕业后，她考入罗马尼亚著名大学蒂米什瓦拉大学学习德语和罗马尼亚文学。蒂米什瓦拉市是罗马尼亚西部重镇，靠近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文化和教育都比较发达，许多居民都会讲三种语言：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和德语。客观地说，在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文化生态不像一些西方人士所形容的那般恶劣，并没有出现过类似于“文革”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有一阶段甚至还很开明，不少优秀的作家活跃于文坛，享受着应有的待遇，受到读者的喜爱和尊重。比如诗人斯特内斯库和索雷斯库，再比如小说家普列达。诗歌领域甚至还出现了“抒情诗爆炸”的可喜现象。我想所有这些，加上多种语言和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在赫塔·米勒成长的关键时期，肯定给了她不少滋养。她本人就坦言罗马尼亚民歌对她有重大影响。正是在蒂米什瓦拉，她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但从一开始，她就选定德语作为自己的创作语言。我想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据我所知，她始终是用德语写作的。我不知道她是否用罗语写过什么。我读过她的几个短篇小说，都是从德语翻译过来的。总体而言，我觉得她是个既注重语言又注重形式的作家。作品层次丰富，往往充满了诗意，而那种诗意总带着淡淡的忧伤，呈现出一种残酷的美。语言的精炼和细节的力度在她的作品中极为突出。句子简约，冷峻，富有张力。而小说中那些精致的细节充满了冲击力、感染力和无限的意味。我本人特别喜欢她的《地下的梦》(直译是《死亡的小小乌托邦》)和《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林》。读她的小说，我们能强烈地感觉到她的诗歌写作背景。有些小说简直就像散文诗，比如《地下的梦》。确实，她既是小说家，又是诗人。

　　文学与意识形态

　　顾钧：米勒1953年出生在罗马尼亚，却是德国裔，她经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有人认为她还生活在那个意识形态对立的时代，她的文学世界依然充满了无家可归的迷茫和绝望。如何看待这一点？

　　高兴：阅历的丰富，对于任何真正的创作者，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米勒就是一个例子。她经历过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如此经历肯定能让她获得一种对比的目光，有助于她的思考和创作，有助于她对人性和社会的理解和洞察。但就其创作而言，她的素材和主题还是比较鲜明的：那就是威权下的罗马尼亚生活。她常常在不经意中触及愚昧、麻木、腐败、残暴、孤独、死亡、落后、压抑等主题。这都是她熟悉的素材和熟悉的主题。我说过，书写这些素材和主题，已成为她特有的优势。

　　顾彬：米勒敢于面对历史，很多人不敢面对，他们忘却记忆，认为让过去过去就好了，因为历史记忆会带来痛苦。但历史是无情的，你不去找它，它会来找你，也许不是现在，不是你20岁的时候，但你50岁、60岁的时候它会来找你。我有机会和一些年纪比较大的犹太人接触，我很愿意听他们讲述他们的苦难，因为可以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二战以后，德国人不敢面对自己的历史，我们的父母也不敢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每天平静地过日子，但像我这样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逐渐发现不对。1968年学生运动中大家追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1968年以后德国人开始直面历史，现在德国最大的《法兰克福汇报》每周都会报道德国人对纳粹时代历史的最新研究成果。米勒起的是同样的作用，她告诉我们历史，她曾说“文学应该帮助人们克服历史带来的问题”。虽然罗马尼亚有自己的国情，但不少方面与前民主德国有相似的地方，而民主德国是现在新德国的一部分，通过她的作品我们可以间接地了解民主德国，了解我们的历史。这也是她的作品受到欢迎的原因。

　　顾钧：诺贝尔文学奖有时候会和意识形态挂钩。米勒这次获奖，政治因素和艺术因素，孰轻孰重？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奖”还是也有其他因素的干预？

　　高兴：记得儿时，时常有一些要饭的来到我们家门口。母亲每回都盛上一大碗米饭，同时不忘夹上一大筷子菜。要饭的连说谢谢，感激不尽，并立即端起饭碗，急急忙忙地吃下肚子。真是饿坏了。如今，要饭的，虽然也端着碗，可并不真的要饭，而是要钱。你若给少了，他转身还会骂你一句。我想说的是，不知不觉中，我们已身处一个连要饭的都不纯粹的世界。究竟还有什么会是纯粹的？！如今，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中，搀杂着越来越多的其他色彩和成分，有些极为微妙，甚至和文学无关。它可能是政治，可能是商业，可能是运气，可能是炒作，可能是操纵，也有可能是赌博。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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