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有些获奖者和政治很远，如1996年的波兰诗人维斯拉瓦·申博尔斯卡就是因为她的语言实在太美了。但不容否认，有些人是因为与政治关系密切而获奖，瑞典文学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左”的，他们希望看到作家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另外除了政治，道德也是一个因素，有道德感，有良心的作家也会被他们看重。1972年获奖者是德国人海因利希·伯尔，他很有道德感，他的作品从道德上看很有价值，但语言不好，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读了。再如1999年的君特·格拉斯，他的德文也不好，但他敢于公开地批评德国的问题，被认为是德国的良心，虽然他所指摘的不少问题在我看来是胡说。

　　顾钧：一些有东欧背景的人能够在西欧获得巨大的成功，如康拉德、昆德拉，米勒是最近的一个例子，如何看待这一文学现象？

　　高兴：首先，我想强调的是，有东欧背景的作家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在西欧获得成功的。东欧背景自然是一种优势，容易引人注目，容易被某些西方评论家看中并加以意识形态化，但创作实力和独特风格同样重要。就说昆德拉吧。他的成功的确有诸多艺术之外的因素，甚至还有点阴差阳错。比如“布拉格之春”，比如西方某些读者对他的误读。不少人甚至将他看做“出于义愤而写作的社会反抗作家”。这令他尴尬，使他不满。实际上，他在移居法国前，就已写出《可笑的爱》、《玩笑》、《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雅克和他的主人》等重要作品，并建立起自己独特的风格。移居法国后，又接连推出《笑忘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朽》、《被背叛的遗嘱》等代表作品。尽管他的创作，尤其是后期创作，有着种种的毛病和缺陷，但光是这些作品就足以表明他作为优秀作家存在和成功的理由。卡达莱是另一个典型。他歌颂过恩维尔·霍查，是霍查的好友，可同时也写出了《亡军的将领》、《破碎的四月》和《梦幻宫殿》这样的小说杰作。因此，有评论家认为，光凭这几部小说，卡达莱就完全可以在世界文坛占有一席之地。我想米勒也是如此。说到底，作家最终还得用作品说话。

　　顾彬：是的，对作家来说，重要的不是政治，而是艺术。作为作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同时也要用自己的作品提高读者的语言能力。语言是内容，内容是语言，要使作品的每一个字都是优美的，都充满着历史的含义。米勒就是这样的作家。语言是文学唯一的对象，唯一的基础。我觉得从东欧到西欧去的作家有一个优势，就是他们能够接触到多种外语，外语有助于母语的提高，外语的知识越丰富，越有利于和母语进行比较，提高母语的表达能力。

　　出版市场与翻译文学

　　顾钧：在中国的出版界，一个作家往往会因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成为出版社追捧的对象，得到大量的翻译和研究，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高兴：目前，就我所知，中国大多数出版社实际上已企业化。既然企业化了，那么，按市场规律办事，倒也无可厚非。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目前世界文坛影响最大的奖项。对于出版界，诺贝尔文学奖意味着印数、利润和影响。因此，一个作家一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立马就会成为一些出版社追捧的对象，也是件正常的事。问题是，完全丧失独立判断，把诺贝尔文学奖当做唯一的评判标准，一味地追捧，无限地抬高，就显得有些盲目、可笑和可悲了。幸好，并非所有出版社都陷入这样的盲目和狭隘。我本人就接触过不少有修养、有眼光、有独立鉴赏能力和判断能力的出版界人士。他们重视商业利润，同时也看重图书价值。有时，甚至不惜赔本出版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图书。我要向他们表示敬意。实际上，文学出版、翻译和研究恰恰最需要独立判断和批判精神。我曾在许多场合说过，在我的心目中，就有太多的作家应该得、却还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比如以色列的奥兹，比如加拿大的阿特伍德，比如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但这丝毫也不妨碍我对他们的喜爱。

　　顾彬：米勒的一个可贵之处就在于她从来不考虑市场，她觉得自己有一种使命和责任，这是她写作的唯一动力。那些一心想拿诺贝尔奖的人往往拿不到，文学奖是这样，其他物理、化学奖也是如此。我看过一些报道，讲很多物理、化学奖的得主早年只是每天埋头做自己感兴趣的实验。最终名至实归，反而能拿到。德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并不那么看重，无论获奖与否，作品都会被译成德文。你看德国的市场上，60%到70%的文学作品都是翻译的外国作品，这和美国不一样，美国90%都是英语作品，所以有人喜欢把西方一概而论，这是不对的，在很多方面德国和美国差别很大。另外，德国的作家一般都是翻译家，而且水平很高，最成功的作家都搞翻译，这和中国现在的情况差别也很大。这个传统最晚也要从歌德开始，已经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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