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让中国表情在地球的全家福中绽开，这是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近期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举办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启动仪式，相关的学术研讨会随之举办。从翻译到传播，从本土经验到民族特色， 我们看到学界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努力。

　　葛浩文(Howard Goldbiatt)

　　在这个新的世纪，文学翻译的命运依然很不明朗。马丁阿诺德在《纽约时报》上曾经撰文写道：“外国作品的译本在美国的销售，总体来说，总好像是一个几乎用尽的剃须膏罐子，只剩那么一点点空气，和几个泡泡。”

　　到1990年为止，在所有各国的外文作品中，翻译过来的作品所占的比重都相当低，比重最大的意大利文作品也只有25%，其中小说和诗歌的比例就更小。这表明，英语语言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同时，这也不由得会让我们这样猜想，美国的文化惧外心理依然存在，而且非常盛行。

　　中文作品由于缺乏广泛的、具有代表性的小说、诗歌英文译本库，因此也就无法对西方作家的创作手法上产生多少影响。评论家Kam Louie在一篇探讨当下中国小说英译本的现状的文章中，引用知名中国小说家同时也是作品多有译本的作家刘索拉的话说：“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中国人才能完全理解中国文学——不管译者多么技巧纯熟，外国人依然永远无法完全理解中国作品，因为他们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抗日战争，也没有经历过近几年来的改革开放政策。” 刘索拉抱怨说——也许她的观念与潮流思想正好相左——“这个世界已经西化到，凡事都要从欧洲和美国的角度来加以审视的程度。”她表示说，“一些中国作家由于作品很难得到国际文学界的认可而感到愤懑”。

　　我和Kam Louie都很同情这个作家的情绪——谁不会表示同情呢？但是，她所谓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不可能的事这个说法，我俩都不敢苟同。

　　刘索拉显然否定了想象的力量。而除此之外，这个争论的核心在于，民族的或者本土的特殊性与人性的普遍性的辩证关系问题。虽然所谓“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本身可能就充满了经济、甚至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色彩，但是，过分与世隔绝的文化分界论的观点，多少也带有一点东方主义论调，或者甚至随之可能会引发西方主义的论调。另外，刘索拉的观点很容易让人想到与此类似的在年龄、性别、阶级等方面的对立，这就让人很不舒服了。假如文学要想一如既往地作为一种可行的“交流”的形式存在下去，那么，这就不是我们所期望的结果了。

　　有些翻译的分析家和实践者坚持认为，译者应该为作者带来读者，而不是将作者带到读者面前。在过去的20年里，我主要翻译了将近50篇现当代中国小说，这些译本基本上代表了我个人对文学的喜好、我个人所专注的那些领域，同时，非常重要的是，这也代表了英语读者所能接触到的中国小说的精华。

　　现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翻译比以前多了。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读者群同时也在扩大，这还很难说。我们要考虑到波动原则——每次新闻报道中报道了中国的事情，中国的文学作品销量就会好一些，而新闻报道没有什么中国的消息时，这些书就从书架上消失了。同时也有提携效应在起作用。随着去中国工作和旅游的人数的增加，人们对中国的阅读量和阅读种类也就随之增加，这其中也包括文学作品。

　　另一个让人感到鼓舞的因素就是，美国的商业出版商中有这样一个倾向，那就是，他们会增加中国文学的出版书单，他们不是一本一本地增加书，而是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地增加，并且在推销这些作品的时候至少也还是有一点热情的。

　　但是，不幸的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繁荣发展，人们越来越享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物质上的舒适和安逸，可是，许多作家发现，在这样一个消费资本主义的大气候下，他们费力地创作出来的东西，人们并不欣赏，他们的努力得不到回报。查建英说得对，她说：“每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惊醒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所要面对的不仅有政府，他们还要面对商业主义的力量。他们无法拿自己开玩笑：巨大的读者群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个时代，作家是人民喜爱和需要的代言人、是社会的良知，可是现在，这种感觉也随风飘散了。”

　　许多很有前途的年轻小说家似乎放弃了自己对完美艺术的追求，转而从事更有经济效益的商业领域，如电视剧本写作，等等。在我看来，这实际上反而会有益于中国纯文学的发展，因为实际上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它可以让最投入、最有才能的作家留下来，并推动他们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技艺，尽管他们面对的是较少的但要求更高的国内和国外受众。

　　目前，至多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