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当代中国人已经感觉不到性别问题的存在了，有的人甚至在抱怨我们这个社会开始变得阴盛阳 衰，事情果真是这样吗？中国真的不存在性别不平等问题了吗？中国最大多数妇女的生存状况究竟是怎样的？她们真的是在一切方面都与男人平等了吗？如果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依然存在，她在农村是怎样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新著《后村的女人们——农村性别权力关系》中，李银河就上述问题提出了质疑，也给出了她自己的答案。

　　作为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李银河发表的言论每每会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1999年，她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2008年入选“改革开放30年影响中国社会30人”。这本《后村的女人们》出版后颇受好评，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读书报：您曾经就同性恋、换偶、一夜情等社会现象发表一系列“离经叛道”的观点，引发激烈的争论。这次的新作也不例外，很多网友表示质疑，认为该书以偏概全，没有代表性，对此您本人如何看？

　　李银河：我并没有打算拿它去推论总体，也没有说要代表谁，它只代表它自己。很多人对社会学研究的常识不太了解。社会学研究方法分两类，一类是定量调查，如随机抽样，一般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推论到一个特定的总体；另外一类是定性调查，通过调查，获取比较生动、深入的细节性资料。像这类定性研究一般不做推论。我不会据此推论到全国农村。当初费孝通的《江村调查》就是定性调查一个村子，如果说后村调查是以偏概全，那费孝通岂不也是如此了？

　　读书报：当初是怎么动念要做这个调查的？

　　李银河：中国最大多数的妇女在农村。要做性别研究，研究妇女，避不开农村。虽然她们是那么大的一个群体，但和城市妇女相比，她们越来越被边缘化了。所以，社会学有责任来关注她们。而且，性别研究对这一块是必须要研究的。另外的一些原因，我在书中前言里也写到了——受到了一些“刺激”。国外那些搞妇女研究的学者，人生地不熟的，万里迢迢的来到中国，反倒是我们自己没人来做这一块的事情。而且，我在农村插过队，在农村生活过很多年，后来又多次在河北、山西、浙江等地的农村就不同的问题做过调查，算是“半个圈内人”。所以，这次就专门做了这样一个性别研究。

　　读书报：您选取了100位后村女性，针对她们的不同社会角色(女儿、妻子和母亲)，进行走访调查，由此分析她们在上学、就业、婚嫁、抚育后代、家务劳动、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等方面与男人的权力差异。像后村这种“定性”的调查方法，是否就是您所谓的挖掘出“真正的人的故事”？

　　李银河：对。费孝通曾经强调说，社会学研究要出“故事”。我这本书里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比如男孩和女孩在受到父母的喜爱和得到的营养等方面，都有很多故事和细节。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是讲上面救灾发下来一块牛肉，因为怕有毒，父母就让女孩先吃，实际上要是事先知道是好的，就没她的份儿了。这样的故事令人很受震动。

　　读书报：在《后村的女人们》一书中，您选取的是怎样的一种研究视角？

　　李银河：主要是性别视角。农村调查有很多视角，如三农问题、乡村发展问题、出外打工问题、追溯打工妹从流出地到流入地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我自己曾经做过)等。这本书通过性别视角，关注男女在各个方面是否平等的问题，如果是不平等，又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读书报：在最后一章《性别不平等的起源》中，您指出社会性别的区别是中国社会各类分化因素中最持久的一种，什么时候这种社会意义上的差别真正消失了，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才算是获得了最后的成功。您认为这种差别能够消失吗？

　　李银河：只能是越来越趋向于消失，越来越趋向于平等吧。目标其实还是挺遥远的。在很多量化指标的调查里，如以女童失学率、女婴死亡率、男女工资比等这些指标来评各国男女平等程度，一百多个国家中，中国排在第28位，还是比较靠前的。因为按照国情和国家的发展程度，我们排在第五六十位上。但是我们和北欧的国家相比，还是有相当的差距。人家的女性议员能达到40%，所有的管理干部中，女性也能占到比我们大得多的比例。男女平均工资，女性能达到男性的80%。我们一度是80%以上，但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自由经济发展，已经降到70%多了。

　　读书报：对于这种差别的消失，您持什么样的态度？乐观，还是悲观？

　　李银河：我是很乐观的。因为男女平等是国策，全世界很少有几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主流意识形态就是主张男女平等。而且，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颁布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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