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我个人觉得还算是一个挺规范的关于性别问题的乡村调查。应该说，它囊括了我能够想到的，以及其他学者涉及过的和性别有关的各个问题。如教育机会的均等，家务劳动的分工，继承制度，婚后居住制度，自杀等等。但从最后的研究来看，并不是那么乐观。农村真正想要改变这个状况，婚后从夫居制度是一个关键。但这个制度是农村男权制的一个基础，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习俗，和土地分配等连在一起，很难改变，只能寄希望于城市化了。

　　读书报：作为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尽管您的研究领域颇为宽泛，但人们还是将您的身份锁定在性学研究者这一点上。

　　李银河：其实我的研究不止于性。我做三类研究：家庭社会学、性别社会学和性社会学。《后村的女人们》就属于性别社会学范畴。但公众都将目光锁定在性学研究这一块。有这样一个说法：一本书出来后就和作者没有关系了，因为读者有自己的选择。是他们锁定了我的这个研究领域。这和社会变迁导致这方面发生剧烈冲突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在家庭社会学这块，虽然也有很大变化，如家庭结构变得越来越小，家庭关系也从亲子轴向夫妻轴转换等，但这些问题和社会习俗没有什么太激烈的冲突，但在性领域，就大不一样了。如婚前性行为，这就和过去的守贞观念有很大的冲突。我记得几年前看官方的杂志，还是将同性恋和卖淫、嫖娼、吸毒同列为社会丑恶现象。我为同性恋正名，纠正社会对他们的歧视，这就和社会的观念、习俗的冲突特别大。

　　读书报：听说您下一个研究课题准备做“新中国的性史研究”，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李银河：我正在准备申请今后两年的一个研究课题，实际上也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总结。再过两年我就要退休了，所以，我想用这两年的时间做一个60年的性史。从1949年到2009年，这中间有很多变化，很多案例。我想从两个主要方面着手：一是实际的事件，也即那些标志性的案例，如大量的卖淫业老板被判处死刑等案件；另一个是观念，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报纸、杂志上反映出的时代和历史变迁。现在心里初步想的是这样一个框架。

　　记者　陈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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