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观点是，电影没有一种固定的拍法，电影的概念是一个影院和观众共同来完成的过程，而不是仅仅在剪接室内剪接完毕就结束了。所以，只要观众享受它，觉得它是一部电影，这个工作的意义才算得上完成。电影的拍摄，百年以来不同的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尝试，也就是说，不论是35毫米的胶片还是16毫米的胶片，它们都称得上是电影。

　　至此之后，我接连拍了三部贺岁片，有人说贺岁片是我创造的，其实应该说是韩三平和张和平创造的，我只是一个被动的创造者。

　　我想拍《夜宴》

　　我也不希望自己总在一条路上行进，局限在一个狭窄的空间中……

　　为什么要拍《夜宴》？我曾这样说:“《夜宴》是对伪民族化的‘拨乱反正’”。很多人觉得《夜宴》既不中国化，也不西方化。比如说对颜色的理解，我觉得最高级的颜色其实不是像现在的故宫、颐和园的色调，最高级的颜色就是没有颜色，如一块木头，焕发的是天然的生命力，你把它刷了漆，描了金，就完全没有木头的呼吸了。当我做出这样一种色调的建筑宫殿时，有人说这不是中国的；当我们从傩戏中演变过来一种中国的舞蹈时，又有人说这是日本的。我觉得这是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妄自菲薄。

　　贺岁片拍了很长时间，我已经有很大的疲劳感，当然我也完成了一个观众的积累过程，现在大家愿意因为“冯小刚”这三个字买票去看电影了。我也该拍点自己想拍的东西了，于是《夜宴》出来了。这部片子是1亿3000万的票房。

　　至于我为什么一定要拍这样一部古装片？因为古装片的元素能够在海外市场得到良好的消化，《夜宴》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而我也不希望自己总在一条路上行进，局限在一个狭窄的空间中……

　　商业电影的运行机制

　　思想与票房的两难

　　你想讲一个深度的话题就不要奢求票房，因为这是很难两全的。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是两套不同的操作模式。一部商业电影的出炉拥有一条固定的流水线。首先是我的签约公司——华谊兄弟给我提供一个导演创作工作室的费用，当我选定合适的题材，决定上一部电影的时候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找到了好的小说——这需要我们把小说的版权买下来，然后找编剧，因为通常小说的作者是不愿意写剧本的；另一种情况就是我自己找到了一个题材，比如说《手机》就是当时我们开题材论证会一筹莫展的时候，由每个人接手机的状况触发的灵感。手机是一个很大的磁场，对很多人来说也可以随时变成手雷，我和刘震云都觉得这个题材不错。这也是一种产生题材的方式，论证之后就开始着手编写剧本，剧本完成就立项，然后进行市场评估，以确定多少的投资额、什么标准的明星来演、明星的片酬是否能承担起一个市场等问题。之后便开始投资和拍摄，影片拍完之后我们需要宣传，票房的回收是分账的体制，不同的导演分账的比例也是不同的。DVD和电影频道也可以回收资本，《夜宴》的DVD卖到了1300万到1400万左右，电

　　影频道卖到500万，加起来回收1800万。用于这部电影宣传的费用是6000万，这6000万真正要花费的是拷贝费，《夜宴》一共做了800个拷贝，大致将近1000万，加上新闻发布会、见面会的费用，实际真正的推广费用大概为1000多万，其余靠DVD和电视播放权的出售来抹平支出，而剩下的才是利润。

　　对于一部商业电影来说，我觉得首先是应该拍大众电影，观众到电影院里，期望在一个半小时内得到很大的快感，故事通俗易懂，不断地出现小高潮。这样的电影在走出电影院后观众可能觉得很一般，但现时的快感很重要，这就是观众买电影票消费的原因。我是从自己的电影中发现这个经验的，《一声叹息》的娱乐性不强，但它是有内容的，可是它票房不好；《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这些电影的票房却都很好，因为它们没那么多的内涵，让观众觉得这是一个很轻松娱乐的东西。

　　假如你想在商业电影中加入深度的思想，就可能影响票房，反之，如果你想讲一个深度的话题就不要奢求票房，因为这是很难两全的。《夜宴》是我在商业和艺术之间的一个平衡。

　　我的电影，都是立足于大众电影。过去我拍摄的喜剧、贺岁片都是3000万、4000万的票房，接着拍了一部很严肃的电影《手机》达到了5000多万票房，到了《天下无贼》则完全由港台明星来演，只有在葛优身上保留了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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