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贵：您多次呼吁创立大国学，您在给袁行霈的信中，更为明确地指出：国学，实际上是中华文化的同义词。您也曾应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之邀，为《中国通史》题词：“普及中国史，提倡大国学”。您为什么要提倡“大国学”？

　　季羡林：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歧义很大。按我的观点，国学应该是广义的“大国学”的范畴，不是狭义的国学。既然这样，那么国内的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齐鲁文化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齐鲁文化以外，其他地域文化也很重要。过去光讲黄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我是不同意的，长江文化和其他地域文化，其实都应该包括在国学里边，敦煌学也包括在国学里边。

　　国学的发展不是封闭的，其发展离不开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有两种形式，一个是输出的，一个是进来的。敦煌学是进来的代表，很多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的文化，都到过敦煌。佛教从国外进来，经过很长时间的演变，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敦煌学里边有很多内容是佛教的，也有其他文化的，是古代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最后一站，再往下就没了。吐火罗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是不是也算国学？当然算，因为吐火罗文最早是在中国新疆发现的。吐火罗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语言，是别的地方没有的。

　　很多人以为国学就是汉族文化。我说中国文化，中国所有的民族都有一份。中国文化是我们国内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这56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属于国学的范围。而且通过文化交流，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里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

　　我们现在的国学研究还很粗糙，很多应该包括的内容还没有挖掘出来。弘扬国学，绝不是复古。任何事情都是要前进的，国学也要前进，里边的精华要保留，也难免有一些糟粕，那就去掉。总之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向后看的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传统文化不断发展，外来的文化不断地融入中华文化之中，这是没有时间界限的。儒家、道家是传统文化，佛家也是啊，把佛家排除在外，这是不对的。

　　关于大国学内涵

　　蔡德贵：几十年来，您的研究涉及到国内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文化。早在1984年，您就应上海戏剧学院的邀请在该院戏剧文学系作学术报告，虽然主题是着重介绍印度的戏剧文化，但在讲到中国的戏剧历史时，您提出特别要加强对少数民族戏剧历史的研究。您还曾在多篇文章中指出了繁荣满族学、蒙古学和朝鲜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能否结合您的研究谈谈“大国学”的内涵？

　　季羡林：出版界过去出过的好多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医学史著作，这个“中国”大都是汉族的，满族的东西沾一点边。这是不对的。我说脑袋里想着中国，就必须想着56个民族。每个民族的发展都不一样，当然其中的汉族总体发展程度最高，其次就是满族。过去讲五族共和，满族在第二，是对的。满族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但就是不缠脚，很了不起。过去写过不少文章，探讨缠脚的历史，也有歌颂小脚是莲花的，说潘妃“步步升莲花”，小脚不是莲花，小脚怎么能是莲花呢？踩在地上，怎么是莲花？讲潘妃“步步升莲花”，我就不赞成。满族很了不起，什么都学，就是不学缠脚。

　　关于满族学

　　季羡林：满族学，按理应该说是“吾家事”，中国国境以外没有聚居的满族。但是，研究满族语言、文学、文化、风俗、习惯等等的学问，在眼前的中国和世界，实在是不景气。满族一入主中原就开始汉化。虽然有几个皇帝看到了这个危机，努力加以匡正，但似乎收效甚微。到了近代，清代统治结束，研究满文的学者，更为稀少。西方汉学家中间有旁通满文者，比如德国的 W.Fuchs、Haenisch等等。日本过去也有专门研究满文的学者，比如今西龙、今西春秋等等。新中国成立后范老(文澜)曾开办过满文学习班，邀请当时尚健在的满文老专家授课。后来据说由于老专家谢世，从而停办，后遂无问津者。

　　关于蒙古学

　　季羡林：蒙古学是世界学说，是世界蒙古学。在汉满蒙回藏里边，蒙古学在世界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显学。各国几乎都有蒙古学专家，到现在也是世界显学。原因也很简单，蒙古当时统治了半个世界。蒙古征服的地方很多，涉及的语言也很多。研究蒙古学的队伍，国内好像还没有，尤其是有成绩的，在世界上占有地位的，还没有。蒙古民族曾创建过历史上最辽阔的横亘亚欧两大洲的大帝国，成为历史上的奇迹。到了近代，蒙古学从欧洲兴起。这门学问研究难度极大，它牵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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