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那些事儿

　　1971年是我服兵役的头一年，也是我有生15年以来头一年自己挣钱，月薪6元人民币，年薪72元人民币。憋了15年终于能挣钱了的我，自然会极尽享受花自己挣的钱的快感，我将第一年的全部72元年薪奢侈地挥霍一空，故未理财。我生平第一次理财是在1972年5月21日。

　　1972年，我的月薪猛增到7元，年薪84元。我决定理财，方式是借钱给国家银行，俗话叫存款。当时我在江西向塘机场维护歼击机，我们部队的驻地叫丁坊。同年5月21日，我将自己省吃俭用下来的近一个半月收入共计10元钱存入丁坊储蓄所，并得到了一张活期存折。存折封面套红印着毛主席语录，内容是：“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两个中国之命运》”。封底亦由毛主席语录占据全部版面，内容是：“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封底上这条毛主席语录没有像封面那样注明出处，但有毛主席的手迹印刷体签名。存折上的储蓄所全称是“中国人民银行南昌县支行丁坊分理处”。代表银行向我办理借款手续的工作人员名为“李善根”和“靳维荣”，这是我从他们留在存折上的印鉴中获得的信息。

　　至今我仍珍藏着这张存折，尽管美中不足的是我最喜爱的毛主席语录“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没有出现在这张存折的封面或封底上。我曾经请一位资深收藏家评估我的这张存折的价值，他说即使扣除存折上写有“郑渊洁”户名的因素，这张存折今天的价值无论如何也超过我1972年的年收入！目前该存折上的存款余额是1角8分，经过区区38年，我的这张存折的价值由0.18元翻了500倍！由此可见收藏确实是最佳投资方式。

　　我收藏的这张存折上记录了我在1972年5月至1973年12月之间的理财存取款次数和额度。存入最大的一笔款项是13元整，交易时间是1972年12月18日。存入最小的一笔款项是4元，交易时间是1972年9月28日。支取最大的一笔款项是15元，时间是1973年1月1日，大概属于趁过年过节突击花钱。支取最少的一笔款项是1元，时间是1972年9月14日。到银行费尽周折只为了取1元钱，今天看来真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

　　过去由于投资渠道狭窄，没有和银行打过交道的中国公民大概不多。昔日我们的不少银行职员在为储户办理存款业务时弄不清储户是借钱给银行，因此态度欠佳。1995年7月，一家香港报纸在刊登我的作品后，支付给我500港币稿费。向来认为外币不能花不是真钱的乡巴佬的我将其存入一家银行，在拿到存单后并未核对就草率地一走了之。而后我在家人的陪伴下躲到郊区写作。3天后我们回到城里的家，邻居对我说，可了不得了，有一男一女连续3个晚上猛敲你们家的门，把全楼邻居都吵烦了，问他们干什么他们也不说。当天晚上，果然他们又来猛敲门。我将菜刀藏在身后开门问你们是谁要干什么？女的说她是银行的，我看着确有几分眼熟。那男的说他是那女的的男朋友。女的说前几天下班时她发现我那张港币存单被她多写了一位数，500成了5000！她不能承担此损失于是就根据存单上储户留的地址在男友的保驾下登门索要存单。我找出存单一看，确实如此。我答应她次日去银行更换，她感激涕零，但我对于她按图索骥依据储户在存单上留的地址找上门来的做法十分反感，特别是还携带着非银行工作人员的不知有否前科的业外男性。储户的住址和存款数额一样，都是秘密，银行工作人员不该随意泄露。他们走后，正好《北京晚报》的记者苏文洋来电话，我顺便告诉他此事，没想到苏文洋邂逅天上掉下馅饼似的兴奋异常，非要我将该错版存单借他一用甚至开价2000元人民币买也在所不惜。苏文洋告诉我最近有个老人向他们报社投诉，说银行将老人的存单少写了一位数，老人回家发现后找上门去，结果银行死不认账还原则性极强地说银行的规矩就是一切以存单为准。苏文洋企图以我的这张存单为人质逼迫那同属一家银行管辖的储蓄所就范改邪归正。想起刚才那银行女职员挤给我看的一滴眼泪，一向崇尚见义勇为并处事果断的我这次经过一番优柔寡断举棋不定竟然没有同意。苏文洋在电话那边捶胸顿足，大骂我是懦夫而且面对在物价飞涨的今天只靠微薄退休金度日的老人被银行掠夺走一位数却见死不救。几天后，苏文洋在《北京晚报》他的专栏《观潮说》中说了我这件某银行在存单上多填了一位数后竟然违反银行关于一切以存单为准的规定登门找储户要求改正的事，可惜这种不点名的隔靴搔痒舆论对该银行不可能起到任何教育作用。此事过后很久我还内疚。谁让妇女和老人同属受保护范畴呢？

　　说到理财似乎不能不说人与财富的关系，我时常在媒介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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