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史上的历代诗体之变，大约都先起于民间歌曲，然后有敏感的诗人、词人继起创新，形成一代之风，最后又脱离开原有的音乐作用，变成只供吟诵的一种文学形式。清末的社会生活发生急剧变化，似乎容不得这种发展过程的缓慢变易。新学如潮，“学堂乐歌”的登场却是由诗人发其端而由音乐教育人士取得较高成就的。

　　晚清诗词真正有点改革和创新的，是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魏源等开创的诗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兴起以后，夏曾佑和谭嗣同绍述龚、魏，提出“诗界革命”之说，这也是“新学”在诗歌创作方面的表现。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诗界革命”一说只不过是“五四”新文学诞生前在诗歌创作领域中没有引起多大波澜的一个小小前奏，由于“学堂乐歌”在近代史上成了当时的一种文化运动，具有广泛社会影响，“诗界革命”才在诗歌入乐的历史上为音乐文学的传统增添了一段新风。

　　内容上富国强兵的理想，音乐形式上借用外来曲调，词句表达方面的尽可能通俗，大约是“学堂乐歌”歌词创作的3个主要特点。但在后来，我国早期的音乐教育家兼歌词作家如曾志忞、沈心工等人发展了“学堂乐歌”中民主主义的甚至带有些革命性的内容；在音乐形式上亦出现为民歌填词或自行创作的新歌曲；特别在词句浅显方面所作的努力，经过曾志忞的力倡，沈心工等人的力行，而产生了“五四 ”前可称为新诗类型的一些乐歌作品。

　　“学堂乐歌”的歌词作品一般可分为军歌(队列歌曲)、女子歌曲、儿童歌曲、一般歌曲4类。

　　军歌和队列歌曲

　　当时的富国强兵新理想需要军歌创作，步兵操典与学校体操的输入需要相应的队列歌曲创作，“学堂乐歌”中无论是爱国歌曲，历史、地理教育歌曲，讲科学、讲体育卫生的歌曲，一时占压倒数量地以进行曲体裁为主，本质原因在此。

　　黄遵宪的《军歌二十四章》是应时而兴，以诗风影响了乐风的创作。作者“不解音律”，歌词的进行曲形式不是产生于填词结果，但却来源于他为外交官常驻国外的耳濡目染。选入“学堂乐歌”是他先发表了诗词，而由李叔同选曲配歌的。杨度(杨皙子)的爱国诗歌《扬子江》、《黄河》等作，也属这种先有诗词发表，后被选配入乐的作品。

　　“学堂乐歌”中的爱国军歌和队列歌曲，有大量的优秀作品，多为事先选定情趣适合的外来曲调，然后据以填词之作。如夏颂莱的《何日醒》、石更的《中国男儿》、沈心工的《革命军》和《革命必先革人心》、华航琛的《光复纪念》等，都是这种爱国军歌和队列歌曲的例子。已知它们的某些曲调来源如：《何日醒》出自日本歌曲《木南公》，《中国男儿》出自日本学校歌曲《寄宿舍里的旧吊桶》。“学堂乐歌”的最主要的音乐体裁——进行曲或队列歌曲，曾经直接影响于“五四”后的工农革命歌曲的诞生。如《中国男儿》演变为《工农兵联合起来》，《革命必先革人心》演变为《红军行军歌》等，说明了“学堂乐歌”的重大历史作用。

　　吾等都是好百姓，情愿去当兵。因为腐败清政府，真正气不平。收吾租税作威福，牛马待人民，吾等倘使再退缩，不能活性命。(《革命军》 沈心功选曲作词)

　　女子歌曲

　　中国诗史上，一向多有以妇女生活为题材的词作。这个传统原可上溯到《诗经》和汉魏以来的乐府诗。对于词史说来，这类歌曲的数量之多当然与普遍存在的女声演唱传统有关。“学堂乐歌”中有一首先由沈心工填词，而后又在流传中完善了的《缠足苦》，用的就是“孟姜女”调。当时在1905年前后，“学堂乐歌”中还极少选用民间曲调。

　　“学堂乐歌”中出现了女子歌曲，这件事实的本身就是妇女争得接受新式教育权利的反映。它和历史上的妇女题材的歌曲有区别，主要在于它有着女权运动的社会斗争的目标。沈心工的另一首填词歌曲《女子体操》和秋瑾的《勉女权》都鲜明地体现着新歌曲在倡导女子自觉方面的内容和气概。

　　我辈爱自由，勉汝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要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勉女权》 秋谨填词)

　　女子歌曲在“学堂乐歌”中倡导较早，这和清末的女权运动直接相关。早在1898年戊戌运动期间，上海即开始设有“经正女学”；l904年，《女子世界》月刊在上海创刊，以第一年为例，十二期即刊登“学堂乐歌”29首；1905年又有以《女子唱歌》题名的歌集出版，内容虽非纯属女子歌曲，但可见时人重视的情况。

　　少年儿童歌曲

　　儿歌、童谣，古来一向视如“天籁”。从词史角度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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