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反思视角：这类作品主要承接五四启蒙文化和当代“文革”批判的思想传统，致力于对当代政治历史，主要是政治一体化时代的专制、人治特征，进行一种文化层面的批判与反思。其中尤以柳建伟的《北方城郭》、李佩甫的《羊的门》，显得提纲挈领、开阔透彻。

　　三、个体生命价值视角：这类作品最具特色之处，在于其中贯穿着一种知识分子的生命意义关怀意识。作者从个体生命价值能否充分实现的角度，来审视官场主人公的世俗命运，并将对官场人生生存困境、精神难题和心理苦闷的描述，与对这种处境从生命终极意义角度的思辨，艺术地结合在一起。阎真的《沧浪之水》、邵丽的《我的生活质量》、范小青的《女同志》等作品，均因认知与慨叹的深刻独到而获得广泛共鸣。

　　四、历史官场题材作品：这类作品往往以历史杰出人物建功立业的人生轨迹与人格状态为轴心，全方位地呈现传统人治文化环境的官场生态，并将种种复杂的官场规则提升到“文化智慧”的层面进行挖掘。作品认同传统主流文化和功名文化人格的价值立场，近似于“主旋律”官场题材作品；揭示封建官场潜规则的叙事细部，又与世俗视角的官场小说存在相似之处。但对于主人公个体人格形成基础的挖掘，包括从“阳儒阴法”、“帝王之术”、“仕宦之术”的高度对官场权谋所作的阐释，又使文本显示出思想文化考察的意味。《曾国藩》《雍正皇帝》《张居正》等作品，堪称其中的突出代表。

　　从这样的文学视野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当前整个文学创作界对于官场进行描述的审美路径，其实比狭义官场小说所表达的要广阔、丰富得多，其中既有从正反两方面侧重社会性内涵的，又有侧重官场文化意蕴挖掘和生命价值探寻的；而不少真正优秀的作品，往往呈现出兼顾各方面审美优势并将其有机融合起来的特征。即以对于官场现状的价值评判及其艺术处理方式而论，就至少有以下的类型，一是义正辞严、鞭辟入里的社会政治审判型，具有主旋律色彩的反腐题材作品大多如此；百转千回、一唱三叹的哲理抒情型，《沧浪之水》可作为典型代表；三是所谓“零度写作”，不少描述乡土官场的作品，就具有这种以乡土气息方式呈现的“零度情感”、冷峻讽刺的审美特征；四是以同情性理解作基础的、蕴蓄着内在愤懑与无奈的反讽式白描型，王跃文的长篇小说新作《苍黄》，就鲜明地表现出这样的艺术特征。

　　更进一步看，文学就其本质来说，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文学现象，还是一种生命现象，意义不仅仅存在于哪一侧面；成功的文学作品，也必然是对于审美客体的意蕴进行多侧面、多层次深入开掘的产物，必然是既具有生活信息与社会内涵的丰富性，又具备文化底蕴开掘和生命意识、人文关怀积淀的深邃、独到性。文学作品价值含量提升的真正关键之处，肯定不在于社会信息的新颖独到，而在于对审美客体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入开掘和人文内涵、生命意义的深刻认知。

　　因此，“类型化写作”、“世俗视角”的官场小说创作者，不能自我陶醉于可读性、吸引力、销售量等等大众接受、时尚读物层面的社会功效，却忽略了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和文学前途的追求；而应当在保留类型化叙事大众接受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其他各种审美路径的官场题材作品，突破和超越类型化叙事流行的审美境界，特别是克服其中因世俗视角负面特征所导致的种种局限，努力达成作品精神文化含量的增强和审美境界的提升。只有这样的官场小说，才有可能同时获得社会影响拓展和文化意义提高两方面的巨大成功。

　　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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