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谯”字有6，“许”16、“邺”17、“洛”9。

　　“许”与“邺”，是曹操一生的空间“落脚点”。

　　为方便辨析，上篇说完“洛”后，在此先“删除”6“谯”。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谯”第一次出现，是说曹操“谯人也”，第二次出现是说曹操父亲曹嵩“去官后还谯”，似乎都不关政治。

　　第三次见“谯”，在建安七年(202年)，曹操南征刘备，“公军谯(驻军于谯)”。第四次、第五次见“谯”，同在建安十四年(209年)——赤壁战败，“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而后出兵合肥，屯田扬州，稳定江淮大局，“十二月，军还谯”。

　　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见“谯”，在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冬十月，治兵，遂征孙权；十一月至谯”。

　　纵观曹操的一生，“谯”也就是他的籍贯与老家，行军途中路过一下而已。

　　与“洛”、“谯”不同，“许”与“邺”则是他平定天下的支点。

　　洛阳被董卓一把火烧掉后，他似乎只能先选择许昌落脚。

　　曹操之前，夏、商、周以至秦、汉，统一王朝与帝国的都城一直在黄河一线游弋——在洛阳被毁、关中混乱，不能再为帝国都城的情况下，国都备选方案也许只有“许”与“邺”——曹操不能不受传统的影响:“许”是夏启之都(禹与启都阳翟，在许昌禹州)，“邺”是盘庚之都(盘庚迁都于殷，在安阳西北)。

　　当然，曹操的选择不是在故都重建新都，而是其地的战略位置。更重要的，是要权衡当时该地的城市基础。于是，“许”与“邺”入了曹操的“法眼”。

　　当然，“许”与“邺”不同于西安、洛阳，有险可守；“许”与“邺”，都处于四战之地的大平原。

　　夏、商选都，不以险阻为先，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这与曹操那个时代的需要是相一致的。在天子不尊的时代，自力更生才是最重要的。曹操在“许下屯田”，解决了兵团吃饭问题，遂“征伐四方……克平天下”。

　　［196~203年］曹操8年“许时代”

　　196年，曹操挟天子迁都于许——“许”字第一次出现后，自是“许”字连绵。

　　197年，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有曹操“遂还许”，“公还许”；198年，有“公还许”，“公还许”；199年，袁绍“既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众十余万，将进军攻许”，“公还许”；200年，曹操“与荀彧书，议欲还许”，“策闻公与绍相持，乃谋袭许，未发，为刺客所杀”，“汝南降贼刘辟等叛应绍，略(掠劫)许下”，“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投靠袁绍的书信)，皆焚之”；201年，“公还许”；202年，南征刘备，“公军谯”；203年，“夏四月，进军邺；五月，还许”。

　　从196年至203年，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16个“许”中，一连出现13个，其中7个曹操“还许”——这8年，无疑是曹操的“许下时代”。

　　其间，曹操克平张绣集团、袁术集团、吕布集团等，并与袁绍集团在官渡展开决战，曹操就此统一了北方。而后南下征伐刘备集团；北上邺地，清剿袁绍集团残部。

　　官渡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之一。

　　建安五年(200年)，曹操集团与袁绍集团相持在官渡(今中牟东北)，展开战略决战。

　　建安三年(198年)，袁绍击败公孙瓒，而有青、幽、冀、并四州，控制了黄河以北地区。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献帝于许，东征西伐，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汉以北地区。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曹操与袁绍形成南北对峙。

　　建安四年(199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10万，战马万匹，企图南下攻许。

　　曹操部署:派臧霸率精兵自琅玡(山东临沂)入青州，占领齐(山东临淄)、东安(山东沂水)等地，巩固右翼；派人镇抚关中，拉拢凉州(甘肃武威)，稳定翼侧(左翼为黄河、邙山、嵩山构成的天然屏障)；亲自率兵进据冀州黎阳渡口(在浚县)，命令于禁屯守延津渡口(在延津)并协助扼守白马(在滑县，当时在黄河南岸)的东郡太守刘延，阻滞袁军渡河长驱南下。同时，部署主力部队在官渡一带筑垒固守。

　　官渡在鸿沟上游，濒临汴水。鸿沟运河西连虎牢、巩、洛要隘，东下淮泗，为许屏障，自是袁绍取许的要津。

　　建安四年十二月，曹操正在部署对袁作战，刘备起兵反操，占领下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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