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好像是出得比较顺利，最初是听说文讲所的支部书记写了一本高蠡暴动的长篇小说，看了的人不置可否。老江就让萧也牧和张羽去拿来看看，发现主题很好，但写作上还达不到出版的要求，就决定还是要，就鼓励作者梁斌修改。萧也牧他们花了很大力量，帮助他搞。后来梁斌就把支部书记辞了，当专职作家，专心搞这个稿子了。

　　《红岩》呢，先是罗广斌他们在《红旗飘飘》刊物上登过一个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后来到了1958年，作协把各出版社搞文学的人集中成立了一个国庆献礼小组，老江就参加了这个小组。在那儿，他就从四川省的简报里看到罗广斌他们三人署名的这么一本书。他马上告诉副主任萧也牧，说你赶紧写信，问他是革命回忆录的扩展，还是小说创作。后来回信说他们是想搞创作。这样老江马上就把这本书定到重点出书计划里了。

　　书稿拿上来后，这时候发生了一点变故。因为1960年时安徽老家受灾严重，村里死人有三分之一还多，年轻壮劳力就是路倒啊，老江在一封家信中对当时农村搞五风，破坏生产力，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封信叫地方干部给拆了，就层层上报，告到北京，那就变成大事了，说老江是“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作为党内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言人”，结果就是撤职，降三级，那时他是编辑五级，好像比行政十三级还要高一点，一下子工资降下去三级，就跟“极右分子”是一样待遇。所有高干待遇全部取消，当年正好是“困难时期”，高级干部还有点特殊待遇，什么油啊、糖啊、香烟啊什么的特殊供应，也一概全没。只是念他红小鬼出身，十五岁参加革命，给保留了个党籍，留党察看两年。当时一边批他，他还一边谈这个稿子，后来当然他就把这个稿子交出去了。

　　但是罗广斌对他还是挺信任，我知道的，就到我们家来过两次，一次是他和责编张羽来过一次，另外罗广斌一个人来过一次，那都是在晚上，因为白天太招人耳目了，天黑了再来，谈到挺晚挺晚。我还记得，我还夜里起来做了点夜宵给他们，所以对这个印象很深。

　　原来的书名叫《禁锢的世界》，老江觉得这个书名不行，不能把渣滓洞写成肉体和精神的禁锢的世界，站得不高，另外还是要摆脱回忆录的痕迹，当时他提出很中肯的意见，提出要作“灵魂式的改造”，我还记得他们在那儿议论这些事情。

　　《风雷》变成大毒草

　　由此引来塌天祸

　　1961年，陈登科的长篇小说《寻父记》完稿，题材写的是农村的阶级斗争，正符合那时的形势需要，被青年出版社列为重点书稿，出版社让老江当这本书的责任编辑。

　　当时出版社请陈登科来京改稿，住在炒豆胡同团中央的招待所，老江和他就小说框架结构、主题基调商议了十多天。改稿时是流水作业，陈登科改出三五章交给老江，老江读了以后提出具体意见，勾勾画画，再交给他进一步修改，最后再由老江逐章逐节理顺。陈登科是个农民作家，最早是被丁玲看中，进到文学讲习所的--当年好多作家都是从文学讲习所出来的。作为从农民走出来的一个作家，他这个人生活很丰富，也有思想，敢想敢干，民间语言的积累也非常好，但是文字的能力比较弱。过去他写过中篇、短篇，但这回是长篇，不那么容易驾驭，所以他这篇小说老江在背后花了很多功夫，包括怎样分节都是老江给断的。直到1963年底全部脱稿，《寻父记》定名《风雷》，请邓拓题写了书名，打出清样，征求意见。

　　老江本人的“错误”不就犯在农村问题上吗？挨了整。对这本书他很慎重，找了很多农村工作的专家请教：安徽省委书记们、国务院农办主任谭震林、中办研究农村工作的研究组等等，还请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看了，并且到雅宝胡同邵荃麟的住所，专门就这本书进行长谈。老江还不放心，他又把当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高潮的三本书和毛主席写的多篇按语通读一遍，发现《风雷》的思想和其中《把资本主义邪气打下去，让社会主义正气升上来》一篇所倡导的完全一致，才稍微放了点心。后来，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陈登科在1964年春节后再次进京修改书稿。

　　《风雷》出版后，各方反应良好，许多地方的社教工作队把它当做社教学习材料阅读。然而到“文革”开始后，《风雷》转眼之间变成了毒草。最后定调的是1968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万字长文《彻底砸烂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的黑碑》，副题就是批判陈登科的反动小说《风雷》，姚文元亲自写了500多字的编者按，说：我们要感谢陈登科等人的劳作，让我们懂得了阶级敌人是如何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

　　这个说法上纲上得非常高，《风雷》一案顿时成了全国反革命大案。而姚文元这个“等人”，就把责编江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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