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批斗的很严重，大字报铺天盖地。他却始终坚持该是怎样就是怎样，很多事情他都揽到自己身上，比如，这本书封面的题字是邓拓写的，也算在陈登科的账上，他就说这个和陈登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我找的，因为陈登科原来找的那个美术学院院长写的书名，我觉得那两个字写的不浑厚，没看上，我觉得邓拓的字很好，适合这本书，我就让美编去找邓拓，这完全是我的事。

　　压力那么大的情况下，他始终不说一句过头的话。再斗他，他也是实事求是，他特别注意保护人。实际上《风雷》真是反思大跃进，反思“ 反右倾”，批判党内贪污腐败之风的一部作品。作品里就把区委书记--正书记写成一个腐败分子，现在说起来很简单，那时候哪怕支部书记呢，你写成反面人物都能成反革命，这本书的出版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我也是多年之后，才知道一些细节，老江主动改掉了很多锋芒太露的地方，比如把故事发生的时间从1958年推前到1954年，避开了大跃进；删掉了万春芳进京为祝永康伸冤；再比如，陈登科原来在书里引用苏三起解的唱词“洪洞县里没好人”，老江给换成了《东方红》的歌词，陈登科的专案组找老江调查的时候就说：江晓天，你帮了陈登科的大忙。这页因为改动少没重抄，原稿存档了，让他们看到，所以这么说。

　　那时陈登科成了安徽“三家村”反党集团的主将，被罗列了一百多条罪名，很多人在批斗时揭发他。后来他逃到了北京，住在朋友家。其实他最担心的是老江的态度，他跟多多--后来成了他的女婿，说，我写的书里，只有这个《风雷》真是能定我罪的，别人揭发批判《风雷》都是捕风捉影，批判我一百条都没有关系，江晓天的态度可是有决定意义的，就怕江晓天乱说，我就真的完了。他就让多多想办法去出版社找老江，摸摸底，看看江晓天究竟是什么态度。

　　多多就想，怎么去啊？直接去找，这不就成了串联、通风报信了吗？那时候他是101中的红卫兵，他就找了几个红卫兵，假装去审讯江晓天。到青年出版社，说我们要提审刘少奇的黑线人物江晓天，出版社就有人说：你们来的正好，他态度不好，不老实，交给你们整治吧。他们三个红卫兵就在那儿演戏，拍桌子瞪眼睛，而且把皮带往桌上一摔，让老江交代问题。老江仍然是说，我是责任编辑，你们说刘少奇授意陈登科写《风雷》，我是一点都不知道，我认为也不可能。请刘少奇秘书姚力文审稿是我出面的，陈登科不认识他，他因为是我在中央党校的老同学，才答应看看，否则都不愿意看，更别提给刘少奇看了，我们想都不敢想。找邵荃麟也是我出面的，去谈修改意见，陈登科也不在场。

　　听老江这么回答，多多就很感动，后来单独叫他，悄悄告诉他：陈登科藏在我们家里，他让我代他向你问好。当时老江看看他也不说话，也没什么表情。老江哪儿敢说话？究竟诈他呐还是怎么的?他回来跟我说，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有些事情真是巧合，两天后在王府井又碰上多多他们了。“文革”中王府井是大字报贴的最集中的地方，过一段时间大家都要去那里看看大字报。那天我们去看大字报，正好就碰见了陈登科的爱人和女儿，还有审他这个多多。在儿童商店门口，他们一下子看见老江了，陈登科的女儿就把江叔叔拉进去了。这才知道是真的，陈登科就在北京藏着呢，就在苏多多，他这个后来的女婿家里，那天约好了去看陈登科。

　　老江他拿作家真当朋友。这本书出来以后，他还是不那么放心，不知道过若干年以后会发生什么状况，陈登科拿了稿费以后，老江就跟他说，你有这么多孩子--他有六个孩子，你这个钱我建议你不要都拿回安徽去，在北京存一部分，将来万一有什么情况，家里的钱搞光了，在北京还能有点钱保命。所以这笔钱存在哪儿实际上他都是知道的，后来安徽的红卫兵追陈登科这部分钱，就来审老江，问钱的去向，老江说，他的钱我哪儿知道存在哪？是存在北京吗?怎么审也始终没说过。

　　其实当年陈登科觉得老江给他的帮助太大了，想分给老江一些稿费。那时稿费低，但是钱也很值钱啊，他拿了三、四万元的稿费，非要给老江一点，老江坚决不要，他说编辑工作是我的职责，是我的义务。1965年我肝肿大，回老家养病，陈登科就这个机会给我寄了几百块钱，老江知道了，说不行，你赶紧给他寄回去，我们俩的关系不能谈钱，谈钱就变味了。

　　我就去电汇还钱，那个收据，我顺手就放在包里，这个包是我出去才用的一个包，平常不用，回北京我就把它塞在那儿。后来斗老江，说他拿了陈登科的钱，当时是安徽提供的材料，说他受贿。我着急了，就赶紧去翻，还真就在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