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文坛缺少锐利的文学批评，对此人们多有诟病。究其原因：中国是一个最讲人情面子的国度，谁不喜欢听奉承话、被人戴“高帽子”呢？多栽花，少栽刺，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因此，批评家一般不愿意轻易得罪人。与其得罪人，不如关起门来研究些与世无涉的课题，拿个学位、及早评个高级职称来得实惠。或在讨论会上说些让主办方听了心花怒放的美言，拿点小红包，如此皆大欢喜。导致缺少正常批评的另一原因是，一些作家的心理很脆弱，好话不怕多，如果一有批评之声，马上跳将起来，反唇相讥。

　　2010年开门碰到的第一件文坛新鲜事是《咬文嚼字》杂志宣布在新年度“开咬”12位“一线代表作家”。按照音序，被“咬”的第一位作家是毕飞宇，并于日前公布了“咬”出的成果。可喜的是毕飞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咬得好”，要在再版时修正作品中出现的差错。还有一些即将被“咬”的作家也都表态，欢迎被“咬”。

　　由此，我想：如此一种敢“咬”和欢迎被“咬”的良性互动关系，能否移植到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上来，由此而形成良好的批评空气？

　　细思再三，得出的结论是：有点难。

　　其一，《咬文嚼字》宣布被“咬”的是12位当下文坛的“一线代表作家”，在开“咬”之前，先给被“咬”者套上一顶漂亮的“花环”，让被“咬”者感到被列入名单是一种“待遇”。这是《咬文嚼字》的高明之处。因此，有的作家表示能进入被“咬”的行列感到“荣幸”。而被批评家批评，恐怕就不会有人觉得是在享受一种“待遇”了。真正的批评家也不会批评前先看批评对象是不是“一线代表作家”，他针对的是作品，无关乎谁是“一线”谁是“二线”。

　　其二，《咬文嚼字》指出的问题大都是语法、修辞、历史常识上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一部作品来说毕竟是微不足道的“瑕疵”。除非作品中的“瑕疵”触目皆是，是不会动摇整部作品的价值的。一个长期从事创作的作家，作品中有点“笔误”，遣词造句犯点小错误，即使伟大如鲁迅也未必能免。因此，《咬文嚼字》指出的一点小毛病，不会影响到“一线代表作家”的地位。而文学批评则有些不同，批评家虽然也会注意到作品中的语法之类的问题，但他们更多地着眼于从思想深度、审美情趣、文本的创新等重要的方面对作品进行解析。如果一部作品在这些方面遭到批评家的激烈抨击，甚至被认为是一部平庸之作或失败之作，被批评者会像对待《咬文嚼字》这么大度吗？

　　其三，《咬文嚼字》“咬”出的问题，大多是无法否认的“硬伤”，承认差错是明智的，死不认错反成笑柄。比如，毕飞宇小说中把春秋时期曾子说的 “三省吾身”，错为出自韩愈之口；把出自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的“慎独”，错写为孔夫子的话。这类差错是无可置疑的。而文学批评家所指出的问题，往往具有很大的弹性。有些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是常常有的事。被批评者能否冷静地面对批评就难说了。有不同看法当然可以讨论、商榷，但我们看到的常常是意见分歧演变成了门户之见、意气之争，甚至人身攻击。

　　我说了一堆“难”，并非对开展文学批评彻底悲观。而是希望变“难”为“易”。让《咬文嚼字》发端的“咬”与被“咬”者的良性互动关系成为文学批评家与作家关系的常态。

　　陈歆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