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尊王”、“忠君”和“三纲”

　　——读刘泽华、张分田“国学”论文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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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幽灵徘徊在思想的天空，我给它取个名字，称之为“民主/专制”二分式思维。

　　所谓“民主/专制”二分式思维方式，指认为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进步与否，都可以用民主与否来衡量。它要么是民主的，要么是专制的。民主等同于进步，专制等同于落后。结果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政治制度都被看成是专制和黑暗的，凡是维护过这种制度的人或思想一概被称为落后、愚昧或反动；凡是思想进步的人必定会对君权或君主制度持批判态度，而不可能维护君权或君主制。然而，这种历史观真的是正确的吗？

　　首先，我们发现，在人类数千年历史上，那些与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大致相当、且同样以血缘关系为主要纽带的民族或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实行君主制，其主要特征包括王位(君位)的世袭制，国家权力机关不是通过全民投票选举产生。无论是古代的埃及、印度、巴比伦的王朝，还是欧洲的中世纪，历史上的沙俄，以及中亚曾经有过的大大小小的国家，等等，都是如此。事实证明，在当时条件下，君主制是促进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和生产发展的唯一有效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春秋时期，曾经出现过无数次弑君现象，但是每次弑君之后，仍然不得不寻找一位与公室有关的人来当国君，而从未有任何人主张通过民主选举来确立国家领导人。如果真的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来确立国君更有利，人们不会想不到，否则只能认为我们的祖先是傻子了。孔子没有主张通过投票来选拔鲁国国君，与宋明理学家没有倡议全民大选确立天子，大概不是由于他们的思想反动、保守，而是因为君主制是在当时条件下最好的选择。

　　其次，民主政治只不过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制度安排，而不是可以超越具体的历史文化处境普遍有效的政治制度。大体来说，民主赖以产生的条件至少有三个：一是家族血缘纽带的解体，二是市民社会的形成，三是公共领域的兴起。此外，现代民主政治的有效运作还受到了个人主义、政教分离等基督教传统的积极影响。从黑格尔、托克维尔、柏克到巴林顿·摩尔、罗伯特·达尔和科恩等，无不深刻地认识到民主制度有效运作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前提，包括个人主义、教育水平、心理状况、多元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大小，等等。在不具备实行民主条件的情况下，强行进行民主试验，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亨廷顿在《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一书中分析了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范围内几次大的民主化浪潮，其中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没有基督教传统的非西方国家在民主化不久即出现了倒退，很多国家出现了军事政变，有的国家一年之中政权更迭达六次之多。现代国家尚且如此，何况古代中国？没有经历过民主制度的人把它想象成灵丹妙药，认为民主就是人人当家做主，满足所有人的尊严和权利，消除腐败……经历过的人特别是对它的缺陷感同身受的人，则会在厌烦它的同时认识到它不过就是现代国家的一种制度安排，只因为争议最少才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它。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公民社会实现民主制的合理性与古代宗法血缘条件下实行君主制的合理性大致相当。

　　我们发现，二战以来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从东亚到南亚，从亚洲到拉丁美洲，迄今为止真正成功的还为数甚少。个人主义文化把个人自由放在首位，崇尚竞争和超越，所以更加适合于民主和党争。而集体主义和关系本位的文化，把人际和谐放在首位，人与人相互竞争和超越可能带来的不是社会进步和发展，而是无止尽的内耗，从族群的仇恨到国家的分裂。二战以来东亚地区民主化的实践充分证明，东亚本土传统中的帮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地方主义等势力容易给民主实践带来巨大障碍。如果把民主政治比作一张皮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土壤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整合方式等等则好比是这张皮赖以生长的肌体。脱离后者，空谈一个抽象的民主理念，是极端错误的，也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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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承认君主制是古代社会条件下唯一合理的政治制度安排，那么“尊王”就可能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因为“王”是当时国家整体利益的最高代表；而“忠君”，则有可能为苍生谋福祉、为社稷谋太平，因为国君作为最高权威在当时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源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三纲”特别是“君为臣纲”，则可能意味着从大局出发、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意味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意味着忠于自己的良知和做人的道义。故程子曰：“尽己之谓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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