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也许会说，在古代建立民主制度困难并不等于就不应该实践它。这一观点仍然假定了“民主是一切条件下最理想的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这一前提。然而，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古代思想家就应该把不断冲破宗法血缘纽带当作其重要使命。可是血缘纽带的冲破，本来不是思想家带来的，而主要是商品经济的兴起导致的。难道血缘纽带在农业经济条件下应该被冲破？难道儒家应当预见到商品经济兴起、工业革命到来及市民社会诞生？况且，即使冲破了血缘纽带，建立了市民社会，也不等于可以建立民主制度。前面说过，民主需要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改造一种文化有时需要漫长的时间，甚至上千年。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主要的政治制度，多半都是在现实的经济社会土壤中自发形成的，而很少是思想家发明的产物。无论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最初都不是思想家的发明。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即使在现当代社会条件下，自由民主制也不是普遍有效的。狄百瑞、安乐哲、郝大维等人认识到自由民主制建立在西方个人主义传统之个人权利观之上，带来了无数纷争和腐败，主张以儒家社群主义观念改造之；也有不少学者批评了自由民主制一些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问题，主张用儒家式的精英政治(贤能政治，meri鄄tocracy)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之。我也认为以党争和大众政治为特色的民主政治，并不符合以集体主义、关系本位为特点的中国文化，儒家式的贤能政治仍将是未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或基石。

　　总之，我们一定要抛弃“要么民主、要么专制”这样一种二分式思维，认识到人类政治制度的多样性。除了民主制度之外，还可能有许多其他类型的政治制度，每种制度都有各自的优点与缺点，关键要看它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是不是可行。柏拉图《理想国》中举出了五种典型的政体，即贵族政体、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在对这些政体各自的好坏优劣进行详尽分析之后，得出最好的政体仍然是贵族政体的结论来。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政治理想后世多被认为是乌托邦，尽管如此，柏拉图对民主政体的批判却并非没有道理。将民主制等同于进步，其他一切政治制度皆等同于专制和落后，乃是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从若干抽象的哲学原理或价值理念来理解政治制度的错误思维。

　　我完全同意中国古代文化中有许多不合理的成份，特别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人际矛盾和斗争现象；我坚决反对有些人把国学研究引向民粹主义方向，不适当地夸大传统文化的所谓优越性。但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能在一些错误思想偏见的支配下进行，认识不到儒家“尊王”、“忠君”和“三纲”思想的合理性。

　　-方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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