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一种错误历史观的支配下，一些人理解不到，儒家“尊王”、“忠君”及“三纲”思想的精神实质，从来都不是让人们无条件地服从君权，或无止境地强化王室权威，而是敏感于地方势力的膨胀，以及诸侯兴起、地方分权破坏天下安宁之血的教训。其中最典型莫过于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因如此，千百年来，多少忠臣义士，他们的忠君与他们爱民及为天下根本利益着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电视连续剧《贞观长歌》中那些为大唐江山舍生忘死的英雄们，虽然忠君，人们却感到他们浩气如虹，为他们义薄云天的精神深深感动。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战斗，而是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献出了生命；他们对天子无限的“忠”，是与他们对于大唐江山和天下苍生无限的爱融为一体的。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天子权威是保障天下安宁、国家统一以及民族团结的唯一选择；如果推倒这个权威，种族仇恨和战争就会永远继续下去，把千千万万人再次推入火坑。另一方面，古人对君主、天子或上级的“感恩”，体现的往往是他们作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的灵性，其中包含着他们对自己生命尊严的认知和对灵魂不朽的追求。这种精神，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得以战胜无数敌人，克服无数困难，不断地凝聚到一起，一代代长存下去的重要动力；这种精神，曾让多少血性男儿为民族、为国家、为天下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岂能等同于愚忠？读一读《出师表》就能很好地理解这种精神。遗憾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对西方价值观的崇拜导致许多人忘记了这些几千年来推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传统，不知道这种精神传统即使在今天仍然是我们不断前进的重要动力，许多人却把它们说成封建糟粕。说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吧！今天的法官有时昧着良心草菅人命，但我们不会因此否认“法官要你亡，你不得不亡”的合理性；同样的道理，古人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也不是为了要人们盲目服从，而是因为他们在无数次血的教训中认识到：如果国家的最高权威可以随意毁坏，天下的安宁就得不到保障。

　　让我们看看儒家忠君的典范。诸葛亮对刘备之忠，大概没有人会怀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蜀相》)。为什么千百年来无数英才之士称颂这么一位忠君的典范呢？为什么诸葛亮死后，蜀国老百姓自发地在田间地头祭祀他、而没有埋怨他未推翻君主制、实现民主制？有人认为明代方孝孺死于愚忠，殊不知他不是因为建文帝一个人，而是为了捍卫王朝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王位继承制，这是天下长治久安、让千百万人免除内乱之祸的根本保证，就像今天的宪法一样神圣。有人说燕王朱棣(永乐皇帝)是个有为之君，但如果一个人自认为有能力就可以通过军事政变或武装手段夺取政权，天下将会在瞬间涌现出无数个自认为最有能力、最有资格当皇帝的军人。同样，岳飞服从王命、班师回朝，也是出于对王权的尊重。因为，如果军队高级将领有异议就可以不服从，整个军队岂不成了一盘散沙？既然我们承认在当时条件下，君主制是保障天下安宁、促进生产发展和维护人民利益的唯一有效的政治制度，那么维护这一制度的权威，坚决反对通过军事政变或非法手段推翻它，本身就是在捍卫全天下人的根本利益，而不能说是愚忠。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人的观念，一个古代大臣只有主张推翻君主制，提倡全民投票选拔国君，才能称为进步人士；由于诸葛亮、魏征、方孝孺等人都是君主制坚定不移的拥护者或捍卫者，并用实际行动让君主制发挥了更大作用，是否都成了反面人物，应该批判呢？他们不应该那么做吗？他们应当主张全民投票或民主选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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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然，君主制有许多不合理之处，“三纲”也为一些国君滥杀无辜提供了方便，造成了某些人的特权。但是衡量一个政治制度合理与否的标准并不仅仅看它有多大缺陷，而是看它的负面作用与正面作用相比哪个大，以及这个制度是否适合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状态，是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有更合理的选择。换言之，君主制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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