堡垒由3层结构组成，第一层是圆木，中间是30毫米的钢板，最外层是盛满泥石的汽油桶，桶外再覆盖上厚厚的沙土。日军曾经做过试验，用500磅的重型炸弹轰击这些坚固的工事，内部人员只能感觉到轻微的震荡。

　　守卫松山的日军，是第56师团下属的113联队。这些来自九州福冈的士兵许多出身矿工，他们用两年时间几乎挖空了整座松山，地下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如同大型蚁巢。其庞大复杂的程度使日本人也承认：“就连我们自己人，能走遍所有松山阵地的人也寥寥无几。”

　　不仅如此，这支部队还是日军中的模范，在缅甸方面军一年一度的军事大比武中，它一直保持着步枪射击、火炮射击和负重攀登3项第一的成绩。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自己的民族感情。”余戈承认道，“但作为一个军人，我不得不尊敬这样的对手。”

　　这样的判断，也得到了另外两名中国军人的认同。

　　2010年3月9日，为了辨清这些阵地遗址的具体形态与功能，余戈特意请来了两名军事专家——昆明陆军学院原副院长肖智林，国防大学工程兵学院野战筑城教研室主任施卫国。

　　这两个人都参加过上世纪80年代的南疆作战，对于阵地研究又是老本行，但眼前这片遗址，还是令他们时不时地发出惊叹声。他们把这片阵地称为“军事建筑学上的杰作”，肖智林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即便是今天的解放军，也未必能构筑出如此标准的犹如教科书一般的阵地来。”

　　这天傍晚，普查队一行人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正往山下走，眼前的一轮落日，正缓缓从地平线上消失。这不禁让余戈想起，在许多日本士兵的回忆录里，都提到松山战场上的“残阳如血”。

　　“这些真实的阵地与场景，本身就有‘戏剧性’，是任何影视剧编不出来的细节。”余戈感叹道，“当你把研究的视角缩小，总会发现历史与现实间存在的种种巧合，这些相互交织的细节，特别打动人。”

　　死者

　　很多年以后，戈叔亚依旧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松山战场的阵地遗址时受到的惊吓。

　　那是20多年前，出于对这段隐秘历史的兴趣，还在昆明一家公司上班的戈叔亚独自来到了松山。当他精疲力尽地爬到山顶，猛然展现在眼前的场景，吓得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

　　在那个有着温暖阳光的午后，在那片寂静无人的松树林里，当年的战壕和弹坑清晰可见，上面长满了茂密的野草。偶尔有微风吹过，野草微微晃动，戈叔亚仿佛看到，一个个正做着战术动作的日本兵正向他扑来。

　　他一刻也不敢再待下去。在慌慌张张下山的路上，他甚至还产生了某种幻觉，脚下那些密如蛛网的战壕里，仿佛有着一具具戴着有飘带的日本军战斗小帽的骷髅，正伸出一只只没有皮肉的手，来抓他的脚。

　　戈叔亚的第一次松山之行，就这样演变成一场彻底的逃窜。

　　至今，这个现年56岁的云南民间学者，已经先后来过松山30多次，他和余戈一起，担任这次松山战场普查的顾问。在这座被炮火耕犁过无数次，浸透了近万人鲜血的大山里，他有着自己的感触。

　　“因为我那样丢人地逃跑过，所以我更可以想象，当年我们的父辈，迎着日军坚固的阵地和密集的火力网，仰着头冲上山时的心情。”他说。

　　的确，无论是参加过战斗的老兵，还是见证过那场战役的乡民，当他们向普查队的工作人员回忆起那场惨烈的战役时，死亡都是永远的主题。

　　在那个年代，中国士兵的单兵作战装备十分落后，他们穿着粗布制成的灰色军服，穿着自扎的草鞋，没有钢盔，虽然刚刚配发了新式的美式武器，但大多数士兵在开战前还不懂得该怎样使用。

　　不仅如此，对于山地进攻作战，中国军队也缺乏足够的经验。此时正值滇西的雨季，阻扰中国军队向日军阵地冲击的，除了密集的火力、连绵不绝的铁丝网和地雷阵，还有滂沱大雨和泥泞的山路。

　　住在松山青木寨的杨德方，松山战役时还是个年轻小伙子。他和许多当地农民一样，为中国军队运送弹药、食物，抢救伤员和埋葬死者。在老人的记忆中，中国士兵在进攻时，似乎不懂得隐蔽自己，“洋号一吹，他们一窝蜂地叫喊着往上冲，日本人机枪一扫，他们像柴垛一样一片一片倒下……”

　　不过，正如美国人说过的那样，“中国士兵的吃苦耐劳是第一流的，只要有良好的装备和训练，可以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媲美”。在松山，中国军队显露出了令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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