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继圣，是当年主攻松山的中国军第八军荣誉第一师第三团的代理副团长。老人向戈叔亚回忆，松山的许多阵地，都反复经过多次争夺，中国军队前仆后继，付出极大代价。他的步兵团担任主攻松山主峰任务，战前有1600多人，完成任务后，仅存200多人。

　　崔继圣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战斗，是团部组织了一支敢死队，每人发法币5000元，如果拿下阵地，再发5000元。在当时的昆明，一碗米线的价格是20元法币。

　　钱用蓝色的布包包好，敢死队队员们把钱背在背上，流着眼泪向日军阵地出发了。过了一阵，消息传来，敢死队占领了阵地。随着后续部队上去的崔继圣，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钞票和包钱的小蓝布包撒满了整个阵地，双方士兵的尸体层层叠叠，许多扭在一起厮打的士兵还在呻吟和蠕动。活下来的士兵，在不断地踢打日本人的尸体，甚至用枪托砸，用刺刀扎，一个士兵扎着扎着，突然趴在地上嚎啕大哭，因为他的全家都被日本人杀死了。

　　在清理战场时，士兵们还发现了一具日本军官的尸体，躺在一个炸开的地堡里，一脸络腮胡子，双手绑着绷带，右脚的大脚指头，还紧紧地扣在一挺机枪的扳机上。人们默默地站在他的身边，注视着这个可怕的对手。

　　在昆明一家公司当看门人的洪绍坤，当时是昆明防守司令部的训练教官。松山战役结束后，司令部派他和几个参谋到前线，清点和收集松山战斗中缴获和剩余的军用物资，并及时上报。

　　老人向戈叔亚回忆，车子还没有到山脚，一股浓烈的尸臭味就扑鼻而来。一个战斗部队的军官带着他们，沿着大垭口部队进攻的路线上山，几个大兵走一路哭一路，因为他们所看到的东西，“第一是尸体，第二是尸体，第三还是尸体”。

　　沿途，到处都是还保持着临死时各种姿态的尸体，以及被炸飞的残骸。活着的士兵，胡子和头发都长得吓人，有些人在尸堆中走来走去，收集枪支，寻找失踪者或活着的战友，更多的人麻木地坐着，在一面破烂不堪的青天白日旗下抽烟和发呆。

　　洪绍坤在松山住了一个多星期，每天都听到推土机“突突突”的声音。那是工兵部队在掩埋尸体，他们用推土机把尸体推到挖好的大坑里，不辨认遗体，不清点人数，也根本不登记死亡名单。有时候，尸堆里还会发出呻吟和蠕动，司机就停下来，拉出还活着的人，然后再继续干活儿。

　　战后，在松山，流传着各种版本的闹鬼故事。一个当时在滇缅公路开车的司机向戈叔亚回忆道，当时所有的车队，都不敢在夜里过松山。因为据说每逢夜里，山上总会传来阵阵叫声、哭声和歌声。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的，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松山，中国人是胜利了，可胜得这样凄楚；相反，日本人是失败了，却又是败得那样悲壮。我该如何赞美这个在人力物力上占几十倍优势，却付出了难于启齿的代价才取得的惨胜呢？”在一篇文章中，戈叔亚这样感叹道，“这场战役，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纪念碑，它记载了中国军队的荣誉与耻辱，喜悦与悲伤，丑陋与美丽，胜利与失败。”

　　挖山人

　　60多年过去了，但在松山，关于那场战役的记忆似乎从未走远。

　　战后被炮火炸得只剩两棵松树的大山，如今已经是满山遍野的松树林，昔日的壕沟和弹坑也爬满灌木和荒草，偶尔还长出几株稀疏的桃花。农人和水牛代替士兵与火炮，在山路上慢悠悠地行走。但这里的人们，却依旧生活在随处可见的与战争有关的细节里。

　　被日军烧毁的房屋的残垣断壁，至今仍然耸立着；日军用来修筑堡垒的铁皮，被老百姓当成瓦片，盖在屋顶上；在许多老房子的立柱、窗棂和门板上，还可以看到枪眼和弹痕；没有爆炸的大口径炮弹，可以用来做捣碎谷物的臼；高射机枪的弹壳可以做成随身携带的烟锅；甚至坦克履带，也可以用来搭建炉灶。

　　对战争，松山人的情绪十分复杂。战争一度破坏了他们的家园和赖以谋生的稻田，但另一方面，战争留下的这些“遗产”，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全新的出路。

　　松山太穷了。战争之后，滇缅公路被逐渐弃用，这个两国军队付出近万人生命反复争夺的要地，就这样成为弃儿。这里的农民除了种植粮食和烟草，很难找到别的谋生方式。而开始收购废铜烂铁的供销社，成了他们几乎唯一的生财之道。

　　曾有一个男孩带戈叔亚去看过自己的收藏品。在这个男孩家的菜园里，戈叔亚惊讶地看到，沿着篱笆墙，放置着几十件不同型号、不同口径的子弹、炮弹、手榴弹、爆破筒、掷弹筒和地雷，完全可以开一个小型的弹药博物馆。更让他吃惊的是，这个男孩十分准确地向他介绍，这些弹药是哪个国家制造的，用什么武器发射，威力有多大，俨然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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