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香港3月30日电 题：著名作家黄宝莲：让心灵在行游中安顿

　　中新社记者 陈伊敏

　　“在罗便臣道山坡上，有一棵树，根紧紧地盘在岩石上；暴露在外的筋骨脉络，没有泥土，树木悬空生长，屹然长在悬崖峭壁上。如同香港人吃苦耐劳，有极强适应力，绝处逢生。”台湾著名作家黄宝莲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描述了一幅让她感动的画面，“香港人很了不起。”

　　东西交融的香港，曾留下不少中国近代作家的足迹。张爱玲、鲁迅、萧红等名家都曾在这里结下文学因缘。当下，新一代两岸三地作家依然在此自由聚散，他们写香港故事，也把自己的故事留给香港。在忙碌喧嚣的节拍下，黄宝莲乐在其中，在此城找到了一份静谧和创作源泉。

　　黄宝莲的书房，窗台上自种的意大利香料和中国薄荷散发出怡人的芬芳。她一身素雅的着装，有一种出尘的清新感。“我包了馄饨，喝味增汤可好？”她此刻说着，过了一会儿，就像变魔术一般，将一碟一碟佳肴端到桌上。席间，追忆起一段段往事，更是充满着画面感。

　　80年代，黄宝莲在纽约过着“安世”的日子。她惊叹亚洲的变化一日千里，让她心驰神往。“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一片欣欣向荣，香港也在腾飞。”那个时代，黄宝莲对来自浙江乌镇的作家木心的作品一见倾心，“他的作品，有诗意的美，有禅的智慧，融贯中西的深厚学养。”在她眼中，内地作家的语言趣味盎然——贾平凹的陕西调子、莫言的山东味道……1988年，她因看了导演张艺谋的《红高粱》而迷上了巩俐。“她简直是美艳不可方物。”不久，她获邀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做访客，如愿以偿与巩俐见面。“天天到小雁塔一带吃烤羊肉串，吃酸汤饺子，东走西逛，日子过得非常逍遥。”她笑言。

　　“当时去了延安、榆林、塞北，很多乡亲第一次看到我这‘台湾同胞’，那里人一天只吃两餐，却给我三餐吃鱼吃肉，把我当作贵宾招待，怕我吃不好，住不暖，给我很多关怀。”忆往事，陕北安塞腰鼓、黄土高坡的苍茫、已故作家路遥的情谊，都深深刻在她的回忆里。第一次踏足中国大陆，她便向往能在陕北窑洞里住一段时间，尽兴创作。

　　谈到创作，黄宝莲告诉记者，她正在写一个长篇小说。“故事关于一个从小就喜欢离家出走的乡下女孩，一直在寻找生命的终极意义。十七岁那年，她跟一个青年摄影师私奔。后来因遭遇意外而导致失忆，从此记不得来处也忘了去路。只能在破碎的记忆片断与恍惚的梦境中企图拼凑已失落的身世。”

　　对于自己的“身世”，她笑着说：“在纽约时，韩国杂货店里的人跟我说韩国话，日本餐厅里的人跟我说日语；到了香港，又当我是大陆同胞；在我出生的家乡，没有一个年轻孩子识得我面孔……”离开台湾27年的黄宝莲说，回到台湾反而更像“异乡人”。“哪儿好玩，就跑去哪儿。可以因为一句话，一个念头兴起，就落脚在一个地方。”黄宝莲谈到自己的东泊西荡，乐得像一个孩子。

　　80年代初，她从台湾奔赴纽约寻梦。90年代初，她落脚南丫岛。90年代末，她迁居伦敦，在花园里种竹子，种上各色的花看四季更替。2003年，她重返香港，筷子、刀子、叉子并用，看半山那杜鹃花一路“烧”下山去。随着生活场景不断变换，各地文化也逐渐交融，她来去自如，跨越疆界。“对一个创作者来说，变迁让写作维持旁观者的清醒和独特的视角，常常会有更多新发现。”有了这样的生活背景，黄宝莲的笔下，各地风土人情如浮世绘画面，不同的文化精髓信手拈来。刚出版的《56种看世界的方法》，就是以这样的生活背景写下的世界集锦。

　　黄宝莲笑言，生活的不同经历积累成“千层蛋糕”，多滋多味。人不必像一颗树，只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扎根，尤其在全球化的世代，虽然离开了家乡，一样可以吸收多元文化的各种养分。“相比起纽约，香港是一个立体的都市，富有层次。”她喜欢香港的高高低低，依山傍水。在南丫岛生活了八年，开门就看到海港，每天走山路，看山花，买活鱼。她在这个小岛上，写下了散文集《简单的地址》、长篇小说《暴戾的夏天》，以及短篇小说《七个不快乐的女人》、《七个不快乐的男人》。

　　“香港东西文化结合得很好，我在这里如鱼得水。”采访结束时，黄宝莲正要去油麻地买布设计衣服、去牛头角找裁缝，忙得不亦乐乎。(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