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唐代金银器影响最大的另一个地区是萨珊。萨珊是3—7世纪波斯帝国的一个王朝，其疆域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延伸到兴都库什山脉，其金银工艺举世闻名。公元651年，萨珊被阿拉伯人灭国后，其王子卑路斯和大量波斯人流亡到中国，再加上此前唐王朝曾与萨珊王朝频繁通使，其发达的金银器制造技术很自然就传到了中国并影响了唐代金银器的制造。唐代金银器中的金银长杯就是对萨珊式银器的模仿和改造。多曲长杯原本是典型的波斯萨珊式的器物，口沿和器身呈变化的曲线，宛如一朵开放的花朵，唐朝人对这种造型奇特的器物十分喜爱。但是，萨珊式多曲长杯内部有突出的棱线，与中国器物光滑的内部不同，使用功能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优美的形态和使用上的缺陷成为实用与观赏之间的矛盾。为此，唐代工匠加高器足和器身，淡化内壁突起的棱线，经过不断的改进和调整，中晚唐时期的多曲长杯，表现出了全然不同于萨珊式长杯的面貌，并最终成为唐代的创新作品。

　　唐代的外来金银器皿在中国的实用价值并不大，多是作为奇珍异物收藏赏玩。那些仿粟特的带把杯、仿拜占庭的高足杯和仿萨珊的长杯虽然出现一时，却并没有广泛流行。但是通过模仿，工匠掌握了西方金银器制作的主要工艺，使得唐代金银器的总体风格为之一变，一些不见于中国传统的新器物也纷纷出现。唐代金银器中的输入品、仿制品和创新品的演变过程，正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扬弃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

　　纹样——博采众家之长

　　唐代金银器上的纹饰也反映出外来文化的影响。早期的器物，受到的影响更大。来自域外的纹样主要有：

　　立鸟纹：颈有绶带的立鸟纹常见于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器上。唐代金银器上的鸟衔花草、绶带或方胜纹样显然受到了萨珊金银器的影响。不过，唐代的立鸟纹大多姿势优美，体态生动，尤其是后来，它们以中国人喜爱的成双配对的形式出现，并增添了飞腾的动感。而萨珊的立鸟呆板，多侧身像，身体僵直，皆单个出现。

　　翼兽纹：唐代早期的银盒中，有的顶部和底部的中心均饰带翼的狮、鹿等，周围绕以麦穗纹圆框。萨珊和粟特器物上的动物多为想象出来的形象，将各种动物添加双翼，并在四周加麦穗纹圆框。中国古代神话和纹饰中也有翼兽，但似乎与魏晋隋唐时期流行起来的翼兽纹没有直接的承源关系。唐代金银器上的这种纹样显然接受了萨珊艺术的内容，在接受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不少变化。主要是取消了圆框中的动物，代之以唐代流行的宝相花类或宝相花与徽章式纹样并存于一件器物上。8世纪中叶后，这种装饰手法在唐代金银器上消失。

　　缠枝鸟兽纹：唐代金银器上有发达的缠枝忍冬、缠枝葡萄纹，其中穿插飞禽走兽。在公元前后的地中海、黑海地区，曾非常流行葡萄卷草间点缀禽兽的纹样。缠枝鸟兽纹很有可能是在中国传统云气纹样的基础上糅合了外来纹样的特质而形成的。也有人认为，缠枝纹伴随着佛教艺术出现在中国，早在南北朝时就已十分成熟而流行，唐代金银器上的这种纹样应是南北朝风格的发展延续。

　　联珠纹：在唐代前期金银器上极为多见，主要来自波斯萨珊和粟特艺术。

　　摩羯纹：摩羯是印度神话中一种长鼻利齿、鱼身鱼尾的神异动物，被尊奉为河水之精、生命之本。常见于古代印度的雕塑和绘画艺术中。东晋时期，随着佛经的汉译，摩羯被介绍到中国。到了唐代，它成了金银器中较为常见的装饰图案。由于阿富汗的伯格拉姆遗址出土的贵霜时代遗物和中亚萨马尔罕片治肯特粟特人遗址中，也有摩羯纹样，所以摩羯纹有可能是从中亚间接传入的。

　　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对于唐代金银器来说，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是主要的，而影响又是相互的。在金银器上，西方国家和地区也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唐代的文化因素。比如唐代的缠枝卷草纹、云气纹利鱼子纹等纹饰工艺就为粟特银器所取法。中亚西亚传统的银器只有圆形口的，后来也出现有分曲花瓣口形制，这明显是中国影响的结果。

　　唐代金银器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并由此形成耳目一新的独特风格，一方面反映了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融合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说明外来文化影响的真实活力在于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并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当人们不再满足于传统和现实时，外来事物的影响就越发加大，艺术观赏情趣也发生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金银器中的仿制品和创新品是否被人们接受或能否流传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们对外来文化所持有的宽容心态以及外来文化启迪、引发人们放弃对许多传统的恪守，逐渐改变了自己某些固有的观念和生活，创造出了新的文化。

　　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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