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政协常委、著名收藏家樊建川的微博近来很热闹。有网友建议建设贪官博物馆，樊建川认为很有必要。3月26日，樊建川表示：博物馆目前已开始着手搜集相关文物，筹建“贪官博物馆”需评选百年百名贪官；同时，“贪官博物馆”要争取成为廉政教育基地，引导参观者树立正确的荣辱观、财富观和生活观。

　　建“贪官博物馆”有没有必要，人们看法不一。

　　新华网载文指出，争取将“贪官博物馆”建成廉政教育基地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贪官博物馆”对于廉政教育的作用，无外乎用过去的贪官的下场对参观者进行教育，但事实也告诉我们：贪官从来都是吓不住的。更令人担心的是，建川博物馆是一家民间博物馆，其馆长樊建川是一位民营企业家，因此“贪官博物馆”不可能赔本赚吆喝。作为自负盈亏的民营企业，建川博物馆要想保证“贪官博物馆”有足够的客源，像其他很多旅游项目那样进行公关推销在所难免，这与以反贪教育为己任的“贪官博物馆”是否相符，仍值得商榷。

　　《广州日报》的文章认为，建个“贪官馆”倒是可以填补空白，不过，以为建“贪官馆”，就可以反腐，可以起到警示作用，恐怕是打错了算盘。贪官何其多，不可能每位都“进入”，那以什么标准来评选百年百名贪官？要是以官职为标准，最终落脚点还是“官本位”，官本位已经害了很多人，建个“贪官馆”，还以“品级”论贪官，就是一个黑色幽默了。反腐的花样一直不缺乏：什么反腐台历、反腐短信；反腐的制度更不缺乏，可现实的悖论依然很精彩。那些本该发挥反腐作用的往往显得很迟钝，而“另类反腐”的功效却很显著。小偷一偷就偷出了贪官；“二奶”一反就反出了贪官；网友一揭露就揭出了贪官……周久耕是被“天价烟”揪出来的，广西来宾烟草局局长韩峰是被“香艳日记”揪出来的……对付贪官，靠“反”只治标不治本，治本之策是如何让官不能“贪”，无法“贪”，那就是尽早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加大权力的监督广度和深度，引进公众监督。

　　《中国日报》发表文章说，贪官博物馆建成后，肯定会出名，因为“物以稀为贵”。但是，贪官，傻官们不可能去凑热闹吧？假若一个官员，作奸犯科，是潜伏中的贪官，那么，他会自己主动去“贪官博物馆”惊醒自己吗？因为参观了一个博物馆，而改变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概率恐怕比中五百万还低。退一步讲，参观博物馆，还不如组织官员们参观班房，看看贪官忏悔录像。贪官不会来参观博物馆，凡是来的基本是清一色的普通群众。他们无权无势，来了也仅是让他们开开眼界，加深对贪官的痛恨，然后，骂两句“活该”“罪有应得”之类的毫无作用的气话。博物馆的贪官再多，赃物再齐全，所谓的警示意义也不过如此。说到底，这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官员始终是少数，博物馆的“财神爷”是广大的群众。显然，这是利用群众对贪官的义愤赚钱。

　　《西安晚报》载文认为，建“贪官博物馆”不如建“廉官博物馆”。乍一听，建“贪官博物馆”是个不错的主意。一方面意味着把贪官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让他们遗臭万年；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直观的现场教育，警示为官者廉洁从政。然而，道理未必像樊建川想像得那么天真。与其建“贪官博物馆”倒不如建个“廉官博物馆”。近年来，各级纪委举办的贪官展览并不少，为何贪官们还依然前赴后继？实事求是地说，根子就在于对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社会廉洁的文化土壤十分贫瘠。

　　《扬子晚报》刊文表示，客观地说，想靠一个“贪官博物馆”来反腐败，确实只是一厢情愿。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一个“贪官博物馆”，是否就意味着建设“贪官博物馆”是多余的呢？其实，反腐败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从根本上说需要法律的完善、制度的建设以及法律制度的坚定落实。但是同时，它也需要一种社会风气的形成，需要一个反腐倡廉的社会大环境。就像我们总在提倡的群众监督一样，不就是在营造一种反腐倡廉的社会大环境吗？那么，有人要建设一座同样旨在展示腐败之丑、弘扬正气之风的“贪官博物馆”，又有何不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