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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缺乏“经典” 当代长篇小说缺失精神性

时间:2010-4-24 12:01:20  来源:人民日报
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因为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不仅决定了我们的叙述方式、审美方式,也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但由于长篇小说需要有一个庞大的故事结构,故事性往往遮盖了语言的问题。即使长篇小说讨论起了语言问题时,也只是局限在如何讲好故事的层面,比如要口语化,要吸收生活中鲜活的语言。我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定义为现代汉语文学,显然这里的现代汉语是特指一种书面语,是对应古代文学的书面语 ——文言文而言的。这两种书面语言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否定性的革命关系,而不是渐进的改良关系,因此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断裂的状态,二者之间缺乏美丽圆润的过渡,中国古代文学积累起来的审美经验要移植到现当代文学之中来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经验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本土性的、最具原创性的精神资源。但现代汉语与文言文的断裂,使我们难以深入地、有效地开发这一宝贵的精神资源。语言在诗歌中会表现得更加纯粹,所以我觉得当代诗歌在解决语言的问题上比小说做得好。小说家完全可以借鉴诗歌成功的经验,但小说家与诗人的交流太少。

  很多年以前,我看到一条新闻,一位移居海外的华人用英语写的一部小说在加拿大获得了最佳图书提名奖,这个奖是加拿大主流文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奖项。我当时对这条新闻特别感兴趣,因为海外华人很难进入当地的主流文学,而这位华人是改革开放以后出去的中国人,她怎么就能得到加拿大主流文学的认可呢。去年,这部小说由作者李彦本人译写的中文版《红浮萍》在国内出版了,我特意拿来认真读了。小说讲述的革命年代中一家三代人的命运悲欢,着重塑造了三代女性形象。从故事情节上看,类似于内地近十来年流行的家族小说,小说通过外婆、母亲雯和自叙者“平”在革命风云和政治斗争中遭际和坎坷,写出了她们就像水中的浮萍一样经历着精神的漂泊,从而叩问了中国人的信仰所在。就是这种中国革命的故事,加拿大人不仅爱读,而且还要给它评奖。为什么呢?我觉得语言是很重要的原因。李彦的英语写作水平很不错,她不仅仅掌握了英语的语法,而且也学会了英语的思维方式,当她用英语思维来处理她的生活记忆和中国经验时,她就摆脱了国内作家难以摆脱的语言思维定势,能够从容地对待中国经验中的芜杂的现实纠葛,触摸到精神层面,进入人物的内心深处。这一次,她用中文再一次来译写这部小说时,英语思维带来的特点还保留了下来,因此我读这部《红浮萍》时,虽然感觉人物和故事很熟悉,但作者叙述故事的特殊方式和对叙述中的语言的讲究,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作者极其用心地选择那些具有文学色彩的语言,从而使得小说充满了书卷气和典雅的气质。

  语言的典雅气质是由语言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涵所铸就的,它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形式问题,最终取决于作家的精神追求。

  贺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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