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表现日本军士角川的困惑、忏悔心理和人格的崩溃、救渎过程，则存在夸大人性良知功能、夸大人格偶然因素并以之为主导倾向的局限。南京大屠杀时期，日本侵略军整体人格正处于受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和武士道精神支配的亢奋状态，战争的节节胜利更必然会导致其自信心强烈而反省意识极度匮乏；在实施屠杀的过程中，虽然个别参与者偶尔的心理震撼可能存在，但人性善的整体泯灭则是必然的，否则那惨绝人寰的一切也就不可能发生了。所以，以角川这一人格个案来代表和预示整体状态，最终将导致侵略者文化人格本相和侵略战争历史核心内涵的遮蔽，实质上是一种由窥探而至美化“邪祟”的猎奇性审美。
当下战争题材影视剧充分注意到了深入社会生活的深处，来探讨现代中国的战争生态及其人生命运；同时往往以带有“审美游戏”性质的类型化叙事来实现，以增添娱乐性。但不少的作品或因为盲目追求审美的快感和娱乐性，或因为迷失于生活内在的混杂、丰富性，对战争的历史与文化品格缺乏总揽全局的有力把握，以致剑走偏锋，堕入了对战争历史阴暗、污浊面猎奇的叙事状态。这样的审美境界，实际上既不能充分地满足受众深入了解历史内在真实的认知需求，也不能高品位地满足受众的审美欲求。应当说，阴暗与污浊确实是一种历史的客观存在，对战争生态的负面、阴暗面的丰富表现，也有利于强化崇高所蕴含的恐惧性，从而突显历史崇高境界的沉重代价和实现难度。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切实把握好艺术辩证法的两极平衡，不能使正面价值倾向构成文本审美境界中具有压倒性的精神氛围，以致对战争阴暗与污浊的揭示，蜕变为一种对历史文化“邪祟”的猎奇，那么，作品就有可能沦为审美的“末品”与“下流”。只有既叙历史之邪祟与诡异，而又能成功地升华为审美的正大与崇高，我们的战争历史叙事，才有可能真正地步入既深刻有力、又刚健有为的精神境界。
刘起林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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