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六月初六是羌族新年。以往，附近寨子的人会围聚在一起举行盛大的“转山会”。汶川大地震后，人口锐减3万，经过重新安置，乡镇邻里关系发生变化，往日情形不复存在，“今年的年，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过。”北川县副县长徐长法日前对记者说。被“震”晕的羌文明，醒来后能否还认得自己？这令文化工作者忧思如焚。

　　“从北川到玉树，哪里发生大地震，我们就会注意到那里有灿烂的文化。”全国政协常委冯骥才说，“老天爷是不会故意挑选我们的文化重镇来进行破坏的，只可能有一个解释——我们的文化深不见底，广不见涯，而我们的普查工作远没有到位，未知多于已知。”

　　5月12日，《羌学文库》与《中国唐卡艺术集成·玉树藏娘卷》两项地震灾区重大文化遗产抢救成果在京举行发布会。中国社科院教授孙宏开感叹地说：“各民族语言和文化都是丰富多彩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跑在自然灾害的前面。”徐长法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地震给北川造成的社会文化损失5亿元，灾后重建，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超过10亿元。我们的硬件设施和基础条件比震前好得多了，可是文化内涵呢？”他面露难色。直接的原因是传承人的去世。地震中，近百米滑落的山体，吞没了从事羌文化研究的6位文化馆员和40余位正在举行诗歌朗诵的“禹风诗社”诗人。地震前，“羌族人有大约35万，只有十几万能说母语。在这十几万里面，只剩下几位老人还会唱羌族的古老史诗”；地震后，孙宏开痛心地看到，北川“羌”的原生态已基本消失殆尽。

　　本报驻京记者 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