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六月初六是羌族新年。以往,附近寨子的人会围聚在一起举行盛大的“转山会”。汶川大地震后,人口锐减3万,经过重新安置,乡镇邻里关系发生变化,往日情形不复存在,“今年的年,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过。”北川县副县长徐长法日前对记者说。被“震”晕的羌文明,醒来后能否还认得自己?这令文化工作者忧思如焚。
“从北川到玉树,哪里发生大地震,我们就会注意到那里有灿烂的文化。”全国政协常委冯骥才说,“老天爷是不会故意挑选我们的文化重镇来进行破坏的,只可能有一个解释——我们的文化深不见底,广不见涯,而我们的普查工作远没有到位,未知多于已知。”
5月12日,《羌学文库》与《中国唐卡艺术集成·玉树藏娘卷》两项地震灾区重大文化遗产抢救成果在京举行发布会。中国社科院教授孙宏开感叹地说:“各民族语言和文化都是丰富多彩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跑在自然灾害的前面。”徐长法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地震给北川造成的社会文化损失5亿元,灾后重建,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超过10亿元。我们的硬件设施和基础条件比震前好得多了,可是文化内涵呢?”他面露难色。直接的原因是传承人的去世。地震中,近百米滑落的山体,吞没了从事羌文化研究的6位文化馆员和40余位正在举行诗歌朗诵的“禹风诗社”诗人。地震前,“羌族人有大约35万,只有十几万能说母语。在这十几万里面,只剩下几位老人还会唱羌族的古老史诗”;地震后,孙宏开痛心地看到,北川“羌”的原生态已基本消失殆尽。
本报驻京记者 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