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应该是出大学者、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企业家、大政治家的地方。大学不为眼前利益所驱动，因为真理、正义、良知而忘我，是一个社会最高的精神境界。“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因为一项投资就赋予某个商贾荣誉董事，因为一个政策就聘某个市长为教授和博士后导师，因为一次献媚就把某个娱乐明星、歌星奉为座上宾，不仅丢掉了大学应有的节操，而且降低了整个教育的文化身价，何苦来哉？

　　魔术师刘谦现在又“变幻”了一个头衔，那就是苏州大学的“荣誉董事”。校方介绍，之所以找刘谦担任“荣誉董事”，主要是他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而苏州大学前身也是东吴大学，刘谦与苏州大学有很大的渊源。

　　刘谦的变身当然不是一次亦真亦幻的魔术，苏州大学的烫金聘书不会有假。说毕业于东吴或苏大与东吴的渊源，也不是魔术师登苏大大雅之堂的必然。台湾东吴校友多了去了，比小刘有学术造诣和传世名誉的数以万计，怎么也轮不上一个剑走偏锋的艺人。再说了，人家东吴大学还没给刘谦“荣誉”呢，你苏大着什么急？因此，究其原因，完全是小刘凭他两度春晚亮相以及频频走穴大陆混得脸儿特熟，有了足够的明星效应，才被堂堂学府看上。

　　对苏大授予刘谦“荣誉董事”的称号，外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认为未尝不可。大学历来讲究人才兼收并蓄，魔术师享誉全国，能够结盟成为校董，哪怕只是一个荣誉称号，也是提升学校知名度，带来名利效应的尝试，无可非议。甚至有网友力挺苏大顺时成立魔术学院，为学生增添一条就业门路；还有一种观点激烈抨击苏大这种做法，是丧失了应有的大学精神，拜倒在名利的裙下，让自己笼罩上了依傍名人明星的恶俗阴影。是一种学术异化。

　　我们不否认苏大与刘谦的结缘是一桩两厢情愿的娱乐。苏大由此在海内外扩大声誉，可能还有资金的潜在来源，这对于一个徘徊在亚洲五十名上下的大学而言，没什么损失；对于刘谦，在魔术师的外衣上再套一件大学校董的崇高马甲，更是圣者通吃，没什么不好。

　　这也是近年来，大陆一些二三流的高等院校，纷纷邀请明星名人加冕“客座教授”“名誉院长”“荣誉校董”的原因。聘请这些讲相声的、演电影的、做主持的明星去担任与他们的职业毫无关联的院校教授、董事，当然不是期望他们能够教书育人、传道授业，也不是冲着他们懂啥大事，启蒙一代学子。目的只有一个，利用这些名人明星的招牌，给自己撑点门面，套上光环。这一现象广招诟病。当年，牛群被安徽大学中文系聘为兼职教授，被合肥炮兵学院聘为客座教授；赵本山被聘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为学生讲思想教育课；成龙任“北大教授”；李湘当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都曾饱受争议，所聘院校赢得短暂的明星效应之后，其追逐商业炒作的价值取向，很快就镀上独立精神沦落、学术尊严不再的骂名，可谓得不偿失。

　　其实，傍名人之风全社会都有，只是因为攀附社会名流发生在象牙塔，多少让人觉得，如果连大学这块净土都不能拒绝世俗，中国建世界一流大学、培养高素质的文明之才实在堪忧。大学之所以成为高等教育，在于它是思想、学术、文化更新的中心，是国家创新能力的标志。它的独立和尊严是完成其使命必不可少的条件。大学应该是出大学者、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企业家、大政治家的地方。大学不为眼前利益所驱动，因为真理、正义、良知而忘我，是一个社会最高的精神境界。“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因为一项投资就赋予某个商贾荣誉董事，因为一个政策就聘某个市长为教授和博士后导师，因为一次献媚就把某个娱乐明星、歌星奉为座上宾，不仅丢掉了大学应有的节操，而且降低了整个教育的文化身价，何苦来哉？

　　“明星效应”侵淫高等学府，还有食洋不化的因素。在美国，明星教授现象十分普遍，知识阶层中的成功者和话语权威，成为可以直接获取利润的资本。而随着高校产业竞争日益激烈，一种集专家身份与市场操作者于一体的新型社会角色诞生了，这就是明星教授。他们以最小的文化资本获得最大的名利效应，并进而获得相应的经济效应或经济利益。

　　美国高校对明星教授的重视也许是适应市场需求人才观的充分体现。不过，美国的明星是学术明星而非娱乐明星。每年哈佛大学所得的捐助比美国很多学校的总和还多，恰恰在于其庞大的“明星教授群”。这批拥有国际声望的明星教授为哈佛赢得了很多大财阀和校友的倾心，同时也提高了哈佛的声望。但也是这个哈佛，却有着拒绝总统里根提出的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而换取他来参加校庆典礼的记录。

　　哈佛大学前任校长波克最近在其刚刚出版的新书《市场体系中的大学》中说，金钱和商业化日益驱动着高校教育走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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