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曹操翻案宜慎行

　　——再谈新版电视剧《三国》

　　新版电视剧《三国》播出以来，群议蜂起，除了围绕剧情和史实，以及演员形象、场景制作、服装道具、环境气氛等，观众有诸多分歧外，我更看重的是该剧在思想观念层面引发的讨论或争论。此一讨论或争论虽由纯娱乐事件所引起，但其涉及的问题，在今日中国却显得十分重要，绝非以娱乐态度能够对待之。

　　此一番讨论或争论的触发点，在于如何表现和看待曹操这个人物。为其翻案也好，恢复其本来面目也罢，仅就看过的几集而言，感觉编导叙事的侧重点确实是在曹操这边。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该剧对“桃园三结义”的故意忽略，已颇能说明编导的倾向和意图。然而，刻意抬高曹孟德的历史地位，作为一种创作态度，其实并不新鲜，百余年前就有人做过。上个世纪50年代郭沫若写《蔡文姬》，也曾做过一番尝试。他在自序中承认：“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王戎笙的《谈〈蔡文姬〉中曹操形象的真实性》一文曾得到郭沫若的认可。王文从政治、军事、文学诸方面论述了曹操的功绩，并赞美他具有俭朴、开明的美德。如果说郭沫若替曹操翻案或有顾虑的话，也仅仅在于曹操曾经打过黄巾，头上戴着“镇压农民起义”的帽子。而其替曹操翻案的理由却是：“以前我们受到宋以来的正统观念的束缚，对于他的评价是太不公平了。”所以，“今天的时代不同了，我们对于曹操应该有一种公平的看法”。这种看法在当时应该算是主流的看法，并且为官方所认可。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了解当年搞得很热闹的“替曹操翻案”究竟有着怎样的背景，但其反封建的意图还是很明显的，故而罗贯中也就成了“封建正统主义的积极宣传者”，“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翦伯赞语)；而刘、关、张和诸葛亮则成了封建正统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所代表的仁、义、礼、智、信和智、仁、勇那一套儒家伦理，更是要不得的。郭沫若将此归结为“换了人间”，在罗贯中，可能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刻画三国人物的，但由于“换了人间”，“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就成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也就是说，罗贯中有罗贯中的历史真实，我们有我们的历史真实，替曹操翻案，就是恢复我们的历史真实，为《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寻找新的基础。

　　这可以看作是此番“替曹操翻案”的历史局限性。说到替曹操翻案，各个历史时期或有不同的理由和不同的角度，即使旧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也并非像有些人所说，全走罗贯中“尊刘抑曹”的路线。鲍国安所饰曹操依然有可圈可点之处，是相当成功的。他的成功也绝非把曹操演成奸雄这么简单。至于说到新版的打算，编导以曹操为中心重新结构三国故事的企图是很清楚的，但曹操最终将被塑造成怎样的一个形象，目前还不太看得出来。开头这几集，曹操出场的次数很多，戏份也不算少，看上去固然是想“翻案”，但此人形象仍嫌薄弱和模糊，如果是做翻案文章，只能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不过，围绕“翻案”的争论却已经甚嚣尘上，如火如荼。以往的替曹操翻案，侧重点或有不同，有正统与非正统之争，即刘为正统还是曹为正统；也有进步与反动之争，即曹为进步还是刘为进步，抑或相反。“文革”中的儒法之争，便以此为滥觞。它们都有其现实性的依据或基础，新一轮替曹操翻案似乎也应该有自己的现实针对性，这是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即所谓“换了人间”，其现实性的依据或基础也会随之变化，它的诉求自然会根据这种变化而变化。我的意思不是说电视剧的制作者一定会有主动和自觉的诉求，事实上，这种诉求只能发生在社会潜隐心理，即社会无意识中。但其逻辑出发点却表现得相当一致，都把罗贯中的“尊刘抑曹”看作是对历史真相的歪曲和篡改，因此认为是不真实的。这种观点本不足论，因为，历史叙事的真实性本来就是大打折扣的，更遑论小说和电视剧，岂能以“历史真实”来要求它？又岂非南辕而北辙！有人大谈更为尊重史实的陈寿，把《三国志》作为衡量《三国演义》的尺度，岂不知陈寿也有索贿不成，愤而篡改传主的历史。这里并非说《三国志》全不可信，而是说，拿《三国志》打击《三国演义》是说不通的。

　　如果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违背了所谓历史真实的话，那么，不妨说，他所秉承的是另一种真实，一种社会学意义而非历史学意义上的真实。这也说明，所谓罗贯中因为个人好恶而对曹操和曹魏政权进行了极端批判与贬低的说法是多么的缺少说服力。连较早出来为曹操翻案的郭沫若也承认，宋以前骂曹操的人还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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