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在第5个中国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记者从省文化厅获悉，我省累计有2项文化遗产列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项列入国家级非遗，10项进入公示期国家级非遗名录，296项列入省级非遗。

　　这些项目之所以能进入非遗名录，受到世人关注，除传承人的功绩外，为申遗默默无闻收集、整理资料的专家、学者、民间人士功不可没，他们是这些项目登上各级非遗名录的“抬轿人”。

　　记者近日通过各种渠道，“刺探”到在申报非遗项目过程中这些“抬轿人”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申遗过程紧张得像打仗

　　回想起中国交响乐、音乐“活化石”西安鼓乐申报国家级和世界级非遗过程，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西安鼓乐研究保护中心副主任邓萌副研究员感觉，那简直像打仗。

　　邓萌告诉记者，最紧张的是申报世遗。2008年9月7日，他突然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申报世遗动员大会。会议11日结束，文化部要求各省在当月23日下午2点前将申报材料送到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当时有大量工作要做，要征得6家传统传承乐社的授权，申报文本撰写、翻译，申报片的拍摄、剪辑及英文配音工作等等，这些都要在12天内完成。由于4年前西安鼓乐申报因故没有成功，这次又作为备选项目，大家压力很大。

　　申报片是参加评审的重要材料，但限定片长只有10分钟。为了使内容丰富，他们用秒卡时间，剪辑进度非常慢。9月21日剪辑完后，厅领导提出修改意见。这些修改涉及翻译问题，很耗时，到22日晚8点还未修改好。这让邓萌无法安睡，过一个小时给负责修改申报片人员打一次电话询问进展情况。到23日早6点得知还没有修改好申报片，彻夜未眠的省艺术研究所所长丁科民当机决定，让邓萌先带申报片原盘去北京，交给文化部非遗中心，待修改完，再立即送到北京调换。然而，修改盘下午6点多才送到北京，等邓萌拿着盘赶到文化部时，国家非遗中心已将申报材料转交文化部外联司，工作人员下班离开了办公室。外联司次日上午就要乘航班把材料送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眼看盘换不了，邓萌心急如焚，左思右想，想起正在北京搞展览的省文化厅社文处干部撒小虎。撒小虎和外联司人员熟悉。经联系，换上了修改盘。最终，在本届提交申请报告的35个项目中，只有西安鼓乐申报材料一次通过，没有打回来修改，因此成为范本。

　　参加过申遗的人员，都反映申遗工作时间紧迫。

　　在户县曲子戏申报国家级非遗过程中，由于户县文化馆非遗保护部只有刘珂一个“光杆司令”，为赶时间，他加班、熬夜，甚至耽误了家里的秋播。

　　曾承担长安北张村传统造纸技艺申遗任务的长安区文化局干部吕小良感慨地说，申遗太劳人、太费人，关键是人心累。

　　自认为“无地自容”的教授

　　为了让陕北民间匠作画艺列入省级非遗，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教授王宁宇“赤膊上阵”，自费收集、整理资料，以个人作为“保护单位”申报，后来又继续为匠作画艺列入国家级非遗忙碌。由于国家级要求保护单位不能是个人，他就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会作为保护单位。然而，当记者采访他时，他说，这是应该的，不值得谈，和外国一些知识分子相比简直无地自容。

　　由于王宁宇不愿意谈，记者只好“曲线救国”，从传承人子洲县何家集镇贺家渠村李生斌处挖掘“情报”。

　　李生斌告诉记者，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一个山沟沟里的民间画能够成为国家文化遗产。六七年前，王宁宇教授通过自己的学生知道陕北有这种画，就带着他的博士生来到他们村，挨家挨户走访，了解匠作画艺的情况，柜子、箱子、炕头上的画都拍照片。有的画在山顶上的人家里，汽车上不去，王教授就徒步登山去。他们每年来两三趟，晚上就住在李生斌家。王教授还到榆阳区、佳县、清涧等地收集资料。当时李生斌以为王教授只是搞科研，没有在意。到2007年申报为省级非遗时，李生斌才知道王教授给他们办了这么一件大好事。王教授不仅将陕北民间匠作画艺申报为国家级非遗，而且将李生斌申报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其他5人申报为省级传承人。

　　李生斌一再说，王教授，好人，一个大教授，可客气了。

　　高陵县洞箫音乐的申遗，是从市级到省级，直到今年的国家级，逐级完成。为此，高陵县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人员不仅从传承人处收集资料，还克服各种困难在高陵及附近各县走访。

　　“不务正业”的企业家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