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非遗项目红拳，其保护单位为民间组织陕西红拳文化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的日常办公经费，由其秘书长邵智勇办的企业承担，日常办公人员也由其企业的工作人员兼任。为了让红拳列入省级、国家级非遗名录，他邀请8名热衷红拳，愿为红拳无私奉献的教授、拳师等，组成申遗小组，利用业余时间整理、收集资料，前后忙了两年。

　　申遗小组成员工作非常认真，一干就到半夜12点。虽然他们不要报酬，但邵智勇感觉，自己作为秘书长，将人家请来，如此辛苦，请人家吃个饭总是应该的。这个开支也自然由他承担。

　　为了收集资料，邵智勇经常放下生意，和大家一起到各县访问拳师、拍摄录像。车辆当然是其企业出的，住宿、餐饮、过桥费，也由他个人承担。

　　为申遗，邵智勇个人支付的各种费用达六七万元。由于申遗要求录像质量高，光两次请人拍录像就花了1万元。

　　这些花费相比起来不算邵智勇最大的付出，主要是因此耽误了许多生意。由于许多业务合作单位和他熟悉，派下边员工去联系，时常谈不拢而失去机会。

　　公司里的员工对邵智勇放着生意不做，整天为红拳忙碌颇有怨言，认为他是不务正业。邵智勇有位和他同时起步的企业界朋友，人家早已成为亿万富翁，但他现在年毛收入不过30万，和人家有天壤之别。那位企业界朋友说他，凭你用在红拳上的劲头，如果用来做生意，早就做大了。

　　像这样为申遗奉献的还有很多人。在西安鼓乐申报世遗时，东仓乐社社长范炳南就主动出人出车，给申报工作很大的帮助。

　　20多年的筹备

　　从省文化厅资料库看到身为蓝田县文化馆干部邓印海的名字出现在传承人一栏下，记者就感到奇怪。经采访才知道，在过去的20多年里，他走过了从收集“水会音乐”到抢救“水会音乐”，最后到申报国家非遗的过程。

　　1982年在蓝田县文化馆工作的邓印海接受上级任务，到乡村调查民间音乐时，发现普化镇一带曾盛行一种叫“水会音乐”的民间乐种。因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他为自己从未听过这种音乐感到奇怪，尤其是“水会音乐”的半字谱，令他更是惊奇。但由于经历“文革”，当时只剩下七八位老艺人。邓印海徒步到各村，召集这些老艺人演奏、交谈。他除了抄谱子、录音，还学习演奏。就这样，他记下30多首“水会音乐”谱子。他根据收集的资料，判定其源于隋，盛于唐，是唐代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融合后演绎而成的一种民间乐种。后来“水会音乐”被编入《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正当他兴致勃勃研究“水会音乐”时，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他1990年调离文化馆。

　　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邓印海于2004年调回县文化馆。但这时，“水会音乐”的老艺人都已去世，他便和曾经学过“水会音乐”的村民一起开始艰难的抢救工作，召集村民重新学习。由于青年人出外打工，他们就请老人、妇女学，并从县城和西安市区请来会吹笛子、笙的乐手帮忙，不久组建起乐队。经过近一年的排练，终于成功地演出。

　　由于有之前的研究基础，2005年在参与申报国家级非遗时，邓印海很轻松地完成了相关工作。这样，蓝田普化“水会音乐”于2006年顺利地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民俗专家

　　别看申报非遗是件保护文化的善事，但并非听到的都是赞歌，因为要和各方面打交道，而人们的想法和观念不同，不仅要劳心费力，有时还会被人责怪，引来怨言。

　　有一家单位为一项目申报非遗时，涉及到一名人员不积极配合，说申报人员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以致无法访问他。事后他又四处举报，说申报人员不公正，有偏心。工作人员为协调矛盾，半夜11点在街头做有关人员工作。后来好容易把各方工作做通，有人事后又向上反映说故意整他。就是在这重重困难情况下，最终申报成功。

　　长安区“牛郎织女传说”最近能重新回到公示的国家级非遗名录，和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傅功振不无关系。该项目的保护单位属于长安区文化局，和傅功振没有任何工作关系。在一次会议上接触到长安区斗门石婆石爷这一民间文化现象后，为了保护这一民俗文化，应有关领导邀请，傅功振积极参与该项目的申遗工作。从2006年起，他带着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到斗门及未央区、灞桥区、咸阳市等进行田野调查，并到邻省收集资料，做了大量基础工作，仅访问农民、乡村医生、退休教师等等就上百名。然而，2008年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公示后，在相同项目申报的几个省份中，许多人认为长安斗门的石婆石爷最有可能入选时，偏偏出现意外，由于一封匿名信，最终没有出现在正式的名录中。

　　这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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