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
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张居正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商鞅
历史剧《万历首辅张居正》不久前在北京、东方等电视台的热播，再次把受众的目光吸引到历史深处，热议张居正其人其事。缘此，本刊特邀北京师范大学曹大为教授撰文，对张居正改革详加品评。
内容提要 面对明朝中后期内外交困的局面，万历首辅张居正变法革新，力挽狂澜，一举扭转“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他推行的“外示羁縻，内修守备”的边防新政和“一条鞭法”等赋役改革，在推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和开启近代社会转型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他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的智慧与谋略，刚毅果断、缜密务实的改革作风，也在中国历史上谱写了炫目华章。张居正的变法新政不仅“变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而且堪称中国古代继商鞅、秦始皇和隋唐之际变革之后最具光彩的改革。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张居正考中进士。当多数同科进士热衷于文章诗词之时，他却经常“周行阡陌间”，考察“岁时之丰凶”和农民疾苦，以深沉的目光关注着国计民生。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进入内阁,次年上《陈六事疏》,提出改革方案,未被采纳。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病故，年仅10岁的神宗继位。张居正升任内阁首辅，终于得以“任法独断，操持一切 ”(《张文忠公全集》附《本传》)，义无反顾地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力挽狂澜的变法革新运动。
一、政治改革：整顿机构，建立问责机制
在张居正看来，“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他首先从“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明史·张居正传》)入手，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
“尊主权”、“一号令”的关键在于克治明朝权力机构运行不畅的痼疾。明初洪武年间，废中书省，不设丞相，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虽然后来内阁首辅权势渐重，但六部和负责稽察六部的六科均绕过内阁直接向皇帝负责。而皇帝处理政务则倚重宦官，由司礼监掌理章奏文书，甚至代皇帝朱笔批红。明中后期诸帝多“帘远高堂，君门万里”(赵翼：《陔余丛考》卷18)，尤其嘉靖后期，“政务偷玩，事无统纪”，朝廷诏旨被视为故纸，来往公文多至沉埋，统治机构几乎陷入瘫痪。
针对这种机构窒碍不通的积弊，张居正力主“天下之本在政府”(《书牍》15)，开始大力强化内阁事权，由内阁通过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而各省抚按则听命于六部，最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都受内阁节制，从而加强中央集权，使内阁成为推行变法的中枢。为排除宦官干政，他告诫冯保“裁抑其党，毋与六部事”(《明史·张居正传》)，从组织机构上保证事权归一，政令畅通。
为了破除无所事事、坐啸画诺、命令不行的官场沉疴，张居正于万历元年创设颁行考成法以责吏治，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簿，分别留部作底本，送六科备注，交内阁查考，据其道途远近、事情缓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终注销。抚按稽迟者，部院举之；部院容隐欺蔽者，六科举之；六科不觉察，则阁臣举之。月有考，岁有稽”(《明纪》卷39)，据此“考其勤惰”，决定赏罚升降。此法一行，立见成效。
张居正的政治改革，通过整顿机构形成高度集权而又层叠有序的行政系统，并建立起相应的稽察问责机制，确保官僚机器高效运行，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已初具现代社会行政体制的特点。如傅维麟《明书》所赞扬的，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
二、边防新政：外示羁縻，内修守备
明中后期中国进入新的一轮寒冷期，等温线南移，明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冲突加剧。明廷边防破败，“壕浅墙卑”，“频年寇犯如蹈坦途”(《明经世文编》卷252)，致使“父子夫妻不能相得，膏腴之地弃而不耕，屯田荒芜，……而帑储竭于供亿，士马罢于调遣，中原亦且敝矣”(《隆庆实录》卷 59)。蒙古方面则因明“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又兼明边军不时纵火焚烧牧场，“边外野草尽烧，冬春人畜难过”，可谓两败俱伤。
长期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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