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便一发不可收，出版了第三本、第四本书。第三本书《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为背景的书。按以往的观点，普查对象理所应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类古遗址、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古墓葬，但我认为面对新时期、新时代，国际社会对文化遗产的概念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已经远远超出文物保护范畴了。因此我的第三本书特别写了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内容，特别是针对第三次普查即将开展，研究文化遗产和文物到底有什么区别、文化遗产保护和文物保护有哪些进步，并提出了在内涵、外延方面的拓展，特别是在后面一部分是对一些新型文化遗产国际潮流方面的研究，比如工业遗产、乡土建筑等。

　　第四本书是《走进文化景观遗产的世界》，是将文化景观作为一个议题专门进行研究。目前，文化景观方面的专著很少，过去有人从地理学角度涉及文化景观，我主要是从文化景观遗产方面着手进行深入研究，将其分为7类，包括城市类、乡村类、山水类、遗志类、宗教类、民俗类和产业类。有一位澳大利亚学者跟我提到，中国军事类文化景观也很丰富，比如城池、防御工事，特别是万里长城。于是我又对军事类的文化景观做了一些研究，发现他说的很对。因此采纳了他的意见，将军事类定位为第八类文化景观。我觉得文化空间、文化景观对于我们的生活非常重要，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而应该针对人们文化生活需求、生存等方面的考虑。

　　文化遗产的魅力为我们提供很多研究课题

　　《中国新闻出版报》：您这样的写作会一直延续下去吗？接下来您还有什么写作计划？

　　单霁翔：今年下半年即将在中国召开国际博协第22届大会，这是继世界遗产大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两次国际会议后，三大国际组织最后一个组织在中国开的大会。这个大会比前两个大会要大，世界各国有3000多人参加，这无疑是全世界博物馆馆长、政府部门人士的盛会，也是我们向国际同行学习的好机会。我们要抓住这次国际博物馆领域精英到中国开会进行理论研讨的机会，促进中国博物馆的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现在正在写一本关于博物馆的书，书名没有想好，但内容已经想好了，包括两个主题。第一部分是从数量增长走向质量提升。博物馆是文化的殿堂，并不应局限为城市形象的表现，要注重其实用性、藏品保管学术和对外展示研究。第二部分是受吴良镛先生启发，关于馆舍天地、建筑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博物馆的概念在今天不是封闭的室内文化殿堂，更多地应该融入民众中去，融入社会中去。另外在免费开放博物馆的语境下，观众数量确实增加很多，结构也有所变化，比如年轻人、低收入阶层、外地人员明显增多。但是如何提供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能够使更多的人通过博物馆感受到文化遗产和城市方面的魅力，启发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这些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研究课题。

　　另外，我还想写一本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热点问题的综述。今天媒体特别关心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对一些事件进行大量的评论，比如梁思成故居问题，南京、天津历史街区保护问题。我会将一些争议性问题的双方面观点都列出来，谈一些我对这些事情的观点。

　　文化遗产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庞大的系统，其中各种要素之间相互联系，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应该不仅是总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的，还要具备前瞻性、开放性和动态性。有幸在历史大变革的时期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使我有了把自己的思考变为行动的机遇。我在《城市文化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一书中提出了8个课题，文化遗产大国与遗产强国的关系、单体保护与整体保护的关系、政府保护与全民保护的关系、有效保护与积极保护的关系、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的关系、文化积累与文化创造的关系、文化定位与文化复兴的关系、经济时代与文化时代。这些，也是我在实践中一直去努力践行的。

    朱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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