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父业从事木板年画手艺的邰立平如今已近花甲之年，可眼下，由于年画学艺时间久、工艺复杂，很难在短期内产生经济效益，他此前招收的六位徒弟只剩下两位。

　　“国家现在有没有给您列出一些传承计划和时间表呢？”

　　“每年会提供一些经费，但是我还没有接到时间表。”邰立平一边忙着手中的木板年画，一边回答。

　　对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是否都拿到了国家下拨的每年8000元经费补贴，说法不一。

　　龚一说，“我们几个都是六七十岁的人，说实在话有点急了。报纸上看到说对传承人还有8000元一年的经费补贴(虽然我与多位传承人都未知晓究竟)，不过，不管有无补贴、有无称号，传承都是我们的职责”。

　　邰立平通过省里给办的银行卡，直接拿到了国家给的8000元补贴，“钱就直接打到卡里了”。他说，“听说文化部每年会给木板年画几十万元的项目保护资金，我们陕西省在落实方面做得很好，只是在县一级单位应该落实得更好一些。”

　　“希望媒体每年能公布保护推进的各种数据和落实情况。”他说。

　　“一些报道写的，我觉得挺外行的。”内蒙古自治区剪纸艺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静兰希望媒体能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容报道的专业性。

　　她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表示了担心。一些报纸刊登了她的作品，没有署名。“我在市场上还经常能够看到，卖的是盗版我的作品。我和老板说‘你用的是我的样子’，老板说‘你的样子就是你的了？’弄得我也没办法。”刘静兰苦笑道。

　　龚一说，“我打谱的曲子都是无偿被使用的，国家对这方面的知识产权似乎没有什么说法”。

　　对于已经过世的老艺人的作品保护，也存在着种种问题。

　　“如果要是能建个艺术馆就好了。我现在只能把好多前辈的作品夹在书里面，你知道，很多(作品)都已经酥了(很容易碎)。”刘静兰希望国家能够建立专门的作品保护和展示机构，在保护的同时把作品含义讲解给观众，让剪纸艺术真正传承下去。

　　我国非遗传承机制的不健全始终困扰着保护工作的推进。

　　“外患”

　　文化遗产走不出去

　　“古琴是‘文人雅士的爱好’却被译成了‘是民间艺术的瑰宝’。”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舞蹈研究室主任欧建平当年负责校审古琴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英文材料，发现翻译存在“硬伤”。

　　类似的情形还出现在欧建平此前前往菲律宾参加联合国非遗学习班的途中。文化部让他将一套英文版的“中国传统艺术丛书”带给联合国官员以宣传中国传统文化。

　　“在飞机上打开其中舞蹈内容的分册，发现中国舞蹈史中的很多术语只以拼音形式进行音译，没有对术语含义进行解释。”这让欧建平气愤不已。“联合国的专家看了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而译者得到的报酬不多同样有不利于调动翻译的积极性，欧建平说。

　　此外，著作侵权现象也不在少数。

　　“很多专家在没有读过原著的前提下直接引用我的译著，却只在自己发表的作品上写上英文原作者的名字。”在欧建平看来，除了翻译上出现的“硬伤”和侵权现象，以译著为代表的对外传播方式同样存在问题。

　　“内容太僵硬了，像化石一样的枯燥表述连中国人都不愿意去读，外国人怎么能愿意看？”欧建平谈及多年来对外翻译的体会时说。

　　经常受邀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欧建平觉得，较之中国传统文化，西方人更愿意了解与自身有更多相通之处的中国现代文化。“僵化”的内容表述加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困境。

　　“曲黎敏讲解养生时采用的口语化表达方式就很吸引人。”欧建平认为，以实用化的方式生动地向西方受众介绍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反而更有助于他们的理解和接受。

　　保护

　　呼唤立法出台

　　近年来，我国虽已基本形成了文化保护体系，但就“非遗”保护目前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正是因为专门立法的缺失，才直接导致了“非遗”保护的诸多问题。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说，文化遗产的第一保护人应该是政府。文化部副部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表示，最根本的保护方式是立法。

　　从世界范围来看，日本、韩国、法国和意大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方面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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