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文化的存在已然无可否认，而其何去何从尚未明朗，山寨仍是处于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事物。有人曾断言：
    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山寨文化”作为一种体制外的文化，一种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它的出现和流行对于社会来说，暂时起到“利大于弊”的作用，特别是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盘踞于庙堂之上的庙堂文化，更是能起到促进其变革创新的促进性作用。可是，随着社会转型的成功，文化逐渐回归它的本来面目，山寨文化由于缺乏对文化最起码的敬畏和尊重，它也会和“恶搞文化”一样逃脱不了速生速朽的命运。
    也有人视山寨产品为“中国市场体系劣质化的一个标志”，而“山寨文化不过是文化堕落的另一重表征而已”；认为“这种山寨精神，与自由无关”；山寨文化也不体现平民精神，“事实上，这不是平民精神，而是流民精神，甚至是流氓精神”，因为它“否认了一切道德、文化。正是这种精神一路发展成为恶搞文化、山寨文化。这种山寨文化确实体现了非主流精神，但它是没有任何建设性的非主流。它的盛行显示的是这个时代真正创造性的匮乏。人们的心灵变得十分肤浅而软弱，面对恶，只能以另一种恶回敬。因为，人们已经丧失了对于善的想象、向往”。
    我倒是以为这类理解未免过于正统过于严肃，对于山寨文化大可不必如此鄙视和厌恶。回顾一下历史，观察一下现实，可以预期山寨文化大致可能不外乎几种前景：
    一种情况是被主流文化提升和接纳，如同历史上山寨绿林的被招安。对山寨而言，这大致是一个靠拢主流、学习主流从而进入主流的过程，现实中一些地方的、民间的、原生的文艺形式经由各种加工、包装终于登堂入室，获得更广泛的认同，例如东北二人转、方言小品表演、民间歌手的演唱等均可归入此类。这说明山寨因其地方性、民间性特色为大众喜闻乐见因而完全有可能提升为主流，并不一定“逃脱不了速生速朽的命运”。
    当然山寨创作的被取缔被封杀可能更为常见，一如历史上山寨的被剿灭。如前所述，有人认为“山寨精神，与自由无关”，是的，山寨文化经常是不自由的产物，是无奈的另类表达，抑或仅仅是情绪的发泄，其非但不具官方认可的合法性，还常带有针对正统的颠覆性、抗争性。作为草根的表达方式或“弱者的武器”，被主流话语封杀剿灭几乎是其必然的命运，但无可否认的是，来自外部的强制力量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山寨文化自身生命力的衰竭，压制往往会进一步激发山寨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没有正常渠道而又遭到堵截的水流自会溢出流往不同方向。
    山寨文化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在多元文化中独立生存，自由生长。如同“春天里百花开”的野花杂草，虽然不如人工培植的国花、市花那么艳丽、壮硕、整齐，却自有其生命力和独特韵味，不可缺少。一个以大国自居、以长久而高度文明为荣的社会应该有更宽广的包容和更充分的自信，又何必对山寨文化处心积虑地围追堵截呢？据报道，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曾表示：山寨文化是人民群众的创造，体现了民间的文化创造力，在一定程度上它有它的生存依据，山寨文化创作的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应该纳入保护的范围之内。
    如果上述报道属实，我们倒是可以对山寨文化的生存持有比较乐观的预期。要真正理解和解释山寨文化现象，仅从官方的视角、主流的视角或精英的视角必然是不得要领的。根据社会人类学研究文化的一个核心观点：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即以当地人的视角看问题，从某种文化所独有的角度体谅生命和世界，我们只有从山寨的角度才能理解山寨，从民间的立场才能言说民间。山寨文化就是草根文化，其生命力正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更何况，自由的心灵、飞扬的精神和舒展的灵魂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希望所在，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基本前提，让山寨文化成为培养和释放这种精神的载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