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张维迎把不确定性，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制度的不确定性)。创新划分为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制度的创新。

　　我们中国企业家很多时间在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在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主要在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技术、商业的创新。

　　没错，我们的很多企业家把才华过多地花费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上，正如“工夫在诗外”，稍有不慎，企业家就会掉进各种“陷阱”。在灰色地带打捞第一桶金，后来纵横股市的资本玩家黄光裕，就是典型的例子。

　　李彦宏何尝不是另一种“互联网上的投机者”？任正非不也是在劳工法律不完善的时候“狠榨一笔”吗？马明哲不也是钻了薪酬体制很“中国特色”的空子？

　　当制度存在陷阱时，我们没有理由抱怨惟利是图的“威尼斯商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