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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于斯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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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2: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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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隐》中已经涉及了游戏文字，他论述文学创作中的谐辞隐语说：“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隐者，隐也。遁词以隐意，喻譬以指事也”，“与夫谐辞，可相表里者也”，指出“谐隐”具有“悦笑”的娱乐功能，常常使用“喻譬”的比拟手法；认为谐隐“会义适时，颇益讽诫”，有些则“空戏滑稽”，止于谑笑，并无深意。唐代颇有以诗为戏者，如“诙谐自贺知章，轻薄自祖咏，顐语自贺兰广、郑涉。其后咏字有萧昕，寓言有李纾，隐语有张著，机警有李舟、张或，歇后有姚岘、孙叔羽，讹语、影带有李直方、独孤申叔，题目人有曹著”，不过这些诗人主要着力于诗歌的外在体式方面，宋代戏谑为诗则内化为运用幽默、讽刺、自嘲、滑稽等多种手法，追求立意和风格的谐乐，使诗歌获得一种特殊的审美效果。此外，在娱乐动机的驱使下，北宋文人集会诗歌中还出现了大量乐名诗、药名诗、数字诗、八音诗等等，数量远远超出之前朝代的总和。这些杂体诗形式与内容都很特别，其创作须劳心费力地搜索牵合，亦是诗人们以文为戏、消磨光景之一法。不过，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集会诗中这些相当数量的谐谑之作、乐易之词都是有其价值的。我将以欧阳修礼部唱和和苏轼诗歌的游戏之作为例，对宋代集会谐乐诗歌的创作加以分析说明。
首先，集会谐乐诗体式多样。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礼部诗，与王珪、梅公仪、梅尧臣等五人锁院唱和，在现存欧阳修的32首唱和诗中，除了五言和七言的律诗和古诗之外，还有几首是杂言，如《戏答圣俞》诗中有三字、四字、五字、七字、九字、十二字句；苏轼《送刘攽倅海陵》诗有三字、五字、七字、十一字句，它如《薄薄酒》则三字、四字、六字、七字、十一字句相杂，这类创作本以谐乐为动机，因此行文比较随兴，体式不拘于常格。此外宋代杂体诗大盛，大半亦是集会中的笔墨游戏。“韩子苍与曾公衮、吴思道戏作冷语，子苍曰：‘石崖蔽天雪塞空，万仞阴壑号悲风。纤络不御当玄冬，霜寒坠落冰溪中。斫冰直侵河伯宫，未若冷语清心胸。’”“此格起于晋人‘危语’”，而宋人上接六朝流风，又颇富书本，往往集会上以药名诗、数字诗、八音诗等相唱和，炫学斗才。梁武帝君臣曾作五字叠韵联句，苏轼则有《戏和正甫一字诗韵》：“故居剑阁阁锦官，柑果姜蕨交荆菅。奇孤甘挂汲古绠，侥觊敢揭钩金竿……”，又《西山戏题武昌王居士并引》云：予往在武昌西山九曲亭上有题一句玄鸿横号黄槲岘……其旁即元结陂湖也，荷花极盛，因为对云“元鸿横号黄槲岘，皓鹤下浴红荷湖”，座客皆笑，同请赋此诗。诗云：“江干高居坚关扃，犍耕躬稼角挂经。篙干系舸菰茭隔，笳鼓过军鸡狗惊。解襟顾影各箕踞，击剑赓歌几举觥。荆笄借脍愧搅聒，干锅更戛甘瓜羹。”诗歌音韵的娱乐效果正如赵翼所云：“使口吃者读之，必至满堂喷饭，而坡游戏及之，可见风趣涌发，忍俊不禁也。”
其次，在手法上，谐谑之作都出之于戏笔。兹以欧阳修礼部唱和诗中的一组为例：《和梅圣俞春雨》云：“身遭锁闭如鹦鹉，病识阴晴似鹁鸪。年少自愁春烂漫，春寒偏著老肌肤。”作者抱怨自己好象笼中鹦鹉不能自由行动，身体雨天便难受好象知阴晴的鹁鸪。《答圣俞莫登楼》承前云：也想学少年人沉醉于烂漫春光，可惜“中年多病昏两眸，夜视曾不如鸺鸱。足虽欲往意已休，惟思睡眠拥衾裯”，春天更故意将寒冷降于我身。最可气的是和我一样的梅诗老，《戏答圣俞》嘲谑道：“奈何反舍我，欲向东家看舞姝。须防舞姝见客笑，白发苍颜君自照。”几首诗夸张身体的衰病，抱怨春天辜负了自己，嘲笑朋友为美人所迷而不自知老迈，令人不禁莞尔。又如张先八十五娶妾，苏轼赠诗为谑云，“柱下相君犹有齿，江南刺史已无肠”，以夸张的手法调侃张先之精强，令人艳羡断肠至无肠的程度。《薄薄酒》一诗云，“薄薄酒，胜茶汤，粗粗布，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则是将知足的道理以滑稽之语道出。总之，这些谐乐诗多是使用比拟、夸张的修辞方法，运之以嘲谑、调侃笔调，以造成一种滑稽、幽默、诙谐的效果。
谐乐之诗的题材内容比较世俗化、生活化。如欧阳修的《和梅龙图公仪谢鹇》、《和梅公仪赠白鹇》、《思白兔杂言戏答公仪忆鹤之作》、《戏答圣俞》等诗，题材十分琐细；又如张先娶妾、孙公素惧内等等也是非常生活化的题材，之所以选择这类题材，是因为庸常的生活中更多可笑之处。而调笑戏谑的动机决定了谐乐之诗没有庄重高雅的抒情言志，往往作十分世俗的表达，如“莫夸舌在齿牙牢，是中惟可饮醇酒。读书不用多，作诗不须工”。“病眼自憎红蜡烛，何人肯伴白头翁。花时浪过如春梦，酒敌先甘伏下风。”当诗歌雅而庄重的形式与世俗的题材和感情、议论之间形成巨大反差的时候，从中会产生滑稽诙谐的感觉。
谐谑之作无疑具有乐易风格。此外，对于宋人来说，不管是创作各种杂体诗还是一般形式的调笑之作，都要求诗人在优越的智力、活泼的情性之外，必须要有渊博的学识作为基础，否则在竞技意识强烈的集会上不能出色。如苏轼调侃张先买妾，全诗皆用张姓故事，《戏孙公素》则系历史上四个惧内典故撮合成篇。当调笑恢嘲以诗的形式来表达时，会受到诗的特质的影响，渐渐变成雅谑。
如果要了解宋人对集会的谐戏之作的看法，欧阳修的《礼部唱和诗序》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序日：“……所谓群居燕处言谈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滞而忘其倦怠也。故其为言易而近，择而不精。然绸缪反复，若断若续，而时发于奇怪，杂以恢嘲笑谑，及其至也，往往亦造于精微。夫君子之博取于人者，虽滑稽鄙俚尤或不遗，而况于诗乎。”可以说，这篇序对集会上的谐乐之诗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它具有解闷忘倦的功能；出语轻易，接近口语，没有精心雕琢；体式变幻，不拘一格；并夹杂着奇谈怪论和谑笑恢嘲。好的谐乐诗作也可以达到精微之境，作为一种美学风格，诙谐幽默是有价值的。
作为补充，也是一个总结：谐乐诗歌是文人们的笔墨游戏，正如我们看到的，谐乐诗歌的题目往往是“戏赠”、“戏作”、“戏答”、“戏和”，“戏”既表明作诗的心态：不是峨冠危坐，正色道出，而是兴之所至，率尔而谈；也是作诗的手法：不刻意追求结构字句的完善工整，而着意于意蕴阐发之诙谐风趣，故云“赋诗非不工，聊以助游戏”。从欧阳修到苏轼，随着文人诗交际性的加强，谐乐诗歌的创作艺术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不管是逞才使气还是为了调笑戏谑，以文为戏的诗歌有它存在的意义。王国维说：“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肃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谐乐之诗寓含人生乐意的表达，传递宋人的幽默风趣。同题次韵的唱和之作也有相当比例被指为文字游戏，但正如朱光潜所言：“我们如果把诗中文字游戏的成分一笔勾销，也未免操之过‘激’。就史实说，诗歌在起源时就已与文字游戏发生密切的关联，而这种关联已一直维持到现在，不曾断绝。其次，就学理说，凡是真正能引起美感经验的东西都有若干艺术价值，巧妙的文字游戏，以及技巧的娴熟的运用，可以引起一种美感，也是不容讳言的。”集会中的较艺与谐戏是文人们相互交流感情、增进了解，切磋诗艺、提高技巧的一种活动方式，它对诗歌的发展趋向，对文学思潮、集团、派别的形成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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