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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游赏娱乐、慷慨励志到黍离悲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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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2: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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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攻，宋军失败，陆秀夫抱幼帝赵昺投海而死，南宋灭亡。从宋末到元初的一段时间里，多景楼登临诗词再一次发生了转换。
就创作主体的身份角色而言，此期作者如卫宗武、柴望、王奕、吴锡畴、俞德邻、林景熙、汪元量等人，大多是宋廷旧老或遗民隐士。他们在贾似道当国期间不与权奸合污，要么引退，要么独守节操。入元之后，他们也不与蒙元统治者合作，隐居于江湖。如卫宗武，出身世家，理宗淳祐间曾为朝官，入元后，“眷怀故国，匿迹穷居，其志节深有足取”。柴望，理宗嘉熙间为太学上舍生，淳裙六年(1246)，上《丙丁龟鉴》，忤时相之意，诏下临安狱，后为赵节斋疏救得免。宋亡之后，柴望自称宋逋臣，与弟随亨、元亨、元彪“隐于榉林九礤之间，人称‘柴氏四隐’”。林景熙，度宗咸淳七年(1271)太学上舍释褐，“官礼部驾阁，转从正郎，宋亡不仕”。汪元量，则“以一供奉琴士，不预士大夫之列，而眷怀故主，终始不渝”。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云：“靖康之变，志士投袂……及宋之亡，忠节相望”。这些赵宋遗民虽没有像江万里、陆秀夫那样节义自杀，却一直忠实于宋室。他们登临多景楼，往往是为了缅怀遗踪。因此，其登临活动的性质，绝非出于旅游，亦非前期豪情志士之壮游，而可以说是一种“神游”，梦萦魂牵故国江山。
此期多景楼登临诗词，其价值取向不再是个人生活的娱乐消遣，亦不再是政治上的积极进取，而是一种对于故国忠诚不渝的缅怀与守望。诗词作品的深层抒情底蕴，是在悲歌怀古之中寄托遗民隐士的黍离之情。作者们不再像承平的北宋文人雅士那样体验“乐感”，亦非中兴志士那样基于和战的现实而产生“忧患”意识，面对已经失去的故国江山，他们体验到的，是一种深深的萧瑟与悲凉。因此，就创作主体的审美心态而言，它是一种“悲感”意识。如柴望《多景楼》诗：
早被垂杨系去州，五更潮落大江头。关河北望几千里，淮海南来第一楼。背日最多风景处，令人偏动黍离愁。烟沙鸿洞翻苹末，欲依西风问仲谋。
柴望诗是宋元之际多景楼登临诗词的典型代表。作者怀着一颗遗民赤子之心登临斯楼，北望关河，眷怀故国，其诗黍离麦秀，寓痛至深。另如王奕，共有多景楼登临诗词5首，是现存多景楼登临诗词最多的作者。其《水调歌头·和陆放翁多景楼》云：
迢迢皤冢水，直泄到东州。不拣秦淮吴楚，明月一家楼，何代非卿非相，底事柴桑老子，偏恁不推刘。半体鹿皮服，千古晋貔貅。过东鲁，登北固，感春秋。抵掌嫣然一笑，莫枉少陵愁。说甚萧锅曹食，古矣苏吟米画，黑白满盘收。对水注杯酒，为我向东流。
在宋朝灭亡后，王奕曾“自葛水买舟，至淮扬，又自扬州买舟至孔林，登泰山，复还淮楚，往复六千里”。作者经历了亡国之痛，南北往复游历，凭吊故国遗迹。其词从三国英雄刘备、西晋大将羊祜，写到本朝苏轼之吟、米芾之画，在怀古的感慨与追忆中透露着深沉的无奈与凄凉。其他如林景熙《多景楼故址》：“野衲不知兴废事，梵宫金碧自纷纷”；倪应渊《多景楼》：“欲知三国兴亡事，但看一江去来潮。……云山绕栏期深隐，不受刘安作赋招”。故国已逝，他们唯有在悲歌之中寄托黍离之情，在怀古之际思索历史兴亡的答案，最终矢志归隐，以全节操。
就时间概念而言，此期作品表现的不再是北宋时期那种出于登临览胜而超越时空的普适性情感，亦非南宋中兴前后那样针对和战的现实，而是一种对于故国的凭吊和眷念，对于历史的思索与感叹，因而充满着深沉的历史感。
两宋时期多景楼登临诗词从游赏娱乐、慷慨励志到黍离悲歌三个阶段的嬗变，在中国古典文学长廊中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作为一个特定的视域，展现出两宋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与文人士子的心路历程。综观历代多景楼登临诗词，唯有在两宋时期，才表现出极为动态的特征。自宋以后，元、明、清时期仍有许多多景楼登临诗词，但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作品呈现出南宋及宋元鼎革之际的独特面貌。事实上，宋以后的多景楼登临诗词，完成了一次反拨与回归，回归到了北宋时期那种普适性的情感抒写：登临览胜与思乡怀远。两宋多景楼登临诗词，属于其特定的历史时代和创作群体，因而具有独特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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