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重要的文献整理成果；新的学术增长点
　　[论文摘要]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以文献整理演绎中国文学历史流程，是重要的文献整理成果，该书将海量资料统汇排比，依时间顺序万象纷呈，再现文学原生环境，为拓展文学史研究视阈提供了新空间。

　　
　　孔子曾以夏、商两代礼制为例，强调文献研究对于重建历史的重要意义：“子日：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缺乏足够可资征信的文献支撑，即便时代相去不远，历史的具体状貌也会变得模糊不清。通过钩稽、排比史料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一直以来都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由陈文新教授主编的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通过广泛搜辑、整理文献资料，以编年形式全面系统地展现了上起周秦、下至当代的中国文学演进历程，在重建文学史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从文献学角度来看，其学术价值至少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1)作为第一部涵盖古今的文学编年史，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对中国文学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清理、搜辑和整理了一大批第一手文献，对其中存在的讹误和抵牾情况作了精审、细致的辨析，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重要的文献整理成果；(2)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以编年形式演述1000余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在文献整理过程中精粹性、准确性和全面性并重，开拓了新的学术增长空间，是推动文学史研究向更深更广领域发展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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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编年史虽是文学史研究的一种视角和方法，但既以文献的搜辑和排比带动历史的叙述，是否能广泛地占有材料，就成为衡量一部文学编年史编纂水平的基本标尺。一方面，出于诸种原因，现今保存的文献不能为我们提供文学演进的完整的历史状貌，即便是资料丰富的明清两代，对于诸多文学现象的理解，也因文献的缺失而歧见错陈，更不用说文献匮乏的先秦；另一方面，宋代以后的古代典籍卷册浩繁，数量之庞大，非个人短时间内所能穷尽，以局部材料建构的文学史面貌，仅是触及到了文学演进历程的某些侧面，而非历史的全貌。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集多方学者之力，广泛查阅文献，统汇排比，系统全面地展现中国文学丰富多彩历史状貌的各个侧面，在中国文学文献的搜辑、整理和辨析等方面作了较大推进。
　　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在编纂过程中，除了查阅正史、文集和方志等常规文献外，还通过扩大阅读范围，查考研究者不常阅读的医书、方外道书、官员簿录等非常规文献，从中钩稽相关资料，以达到对作家生平经历的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对于奥敦周卿生平的考订，即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例子。
　　奥敦周卿，又作奥电周卿，学术界对于其人的了解，一般都是基于孙楷第先生《元曲家考略》的考证。《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提供了出自明代朱橚所编《普济方》中的一则材料，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于奥敦周卿其人的了解。《普济方》是一部辑录明代以前治病药方的医学类书，其中收录的一个来自元人罗天益《卫生宝鉴》中的一个药方，涉及到元曲家奥敦周卿：
　　昔按察副使奥屯周卿子，年二十三岁，至元戊寅三月间病发，热肌肉，瘦四肢，困倦嗜卧，盗汗大便，溏多肠鸣，不思饮食，舌无味，懒于语言。时来时去，约半载馀，请予治之。……数月，气得平复。迨二年，肥盛倍常。(《普济方》卷421)
　　明人江璀所编《名医类案》卷五也记录了同样的病历。至元戊寅，即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罗天益为元代名医，曾为元代许多王公大臣、名流文士及其亲属治病。他行医中记录的案例，无意中为我们研究奥敦周卿提供了宝贵线索。根据这则材料，可以考定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至元十七年(1280)间，奥敦周卿曾出任江东建康道按察副使，而他在任的时间很可能还要更长。此时奥敦周卿之子23岁，以常理推算，奥敦周卿本人应当在45～55岁之间。
　　为了映证《卫生宝鉴》关于奥敦周卿仕宦经历的记载，《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还辑录了旁证材料。一则是汪梦斗《北游集》中题为《奥屯周卿提刑去年巡历绩溪，回日有诗留别，今依韵和呈》的诗，唱和对象为奥敦周卿，诗云：“皇华曾为歙山留，笑杀扬人泛泛舟。偶话后天非定位，悬知此辈固清流。一灯雪屋虫声细，匹马晴川草色秋。倚杖儒宫桥下水，梦魂须忆旧来游。”(《北游集》卷上)诗作于至元十六年汪氏北游大都期间。诗中所谓“去年”，即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其时奥敦周卿以公事巡历安徽绩溪。另一则是方回所作《饶州路治中汪公墓志铭》，其中也曾提到奥敦周卿其人：“[至元]十五年，江东道提刑按察副使奥屯行部兴学，公大喜，延名进十九江文天佑主文衡，拔儒彦，出税帑，立赏格，免徭给廪，士萎复振。”(《新安文献志》卷85)方回所说“江东道提刑按察副使奥屯行部”，即奥敦周卿。以上两则材料，都可以作为奥敦周卿至元十五年至十七年问出任江东建康道按察副使的佐证。
　　《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辑自《普济方》中的这则材料，对于孙楷第先生关于奥敦周卿生平的考证是一个有益补充，对于进一步了解奥敦周卿的生活年代及其仕宦经历有较大帮助。
　　要保证编年内容的准确与可靠，除了通过扩大阅读范围搜辑可资征信的新材料，对于相关文献中存在的抵牾和错讹现象予以辨析也是必不可少的工作。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在这一方面付出了大量精力，纠正了部分文献使用中的错误。其中对记载雅琥、汪泽民二人生平文献所作的辨析，从一个侧面显示了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在使用文献过程中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审慎态度。
　　雅琥为元代著名的少数民族诗人，关于他考中进士的时间，大致存在三种说法：(1)至顺元年(1330)进士，如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即持此说。(2)天历间进士，源出于傅若金所作《忆昔行送雅琥正卿参书南归》涛题下的注释：“初名雅古，登天历第，御笔改雅琥。”(《傅与砺诗集》卷3)天历仅三年，期间惟天历三年(1330)曾举行科举考试。(3)泰定元年(1324)进士，根据的是元人宋襞《同年小集诗序》，宋襞为泰定元年进士。至顺元年与天历三年为同一年，尽管元文宗纪年由天历改号至顺是在天历三年五月以后，但后人纪年时，往往将天历三年与至顺元年交错使用，并不作明确区分。至顺元年说与天历三年说在时间上并不存在矛盾。鉴于这一情况，《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参照其他相关文献，对雅琥考中进士时间上存在的两种说法予以考辨说：
　　傅若金有《忆昔行送雅勒呼正卿参书南归。参书闲居京师，行中书调广西选，以为静江同知。比上其名，中书正奏授高邮。时广西寇盗，而参书母老，即移家归武昌待次。遂作此奉送，兼问讯江汉故人》诗，于其名下注曰：“初名雅古，登天历第，御笔改雅勒呼。”(《傅与砺诗集》卷三)或以天历未尝开科而言与砺所记为误。不知改元至顺在本年五月，登第时在三月，其言天历第正是。或有称至顺元年进士者，乃以五月改元，故后世史家遂径以至顺元年为本年纪年之始，《元史》之纪年，均用此例。
　　傅氏与雅琥同时，他对雅琥考中进士时间的记载，应当可以征信。而关于用以考定雅琥考中泰定元年进士的宋装《同年小集诗序》一文，《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将其系于至顺元年二月，并在序后略考云：
　　蔡公，即东平蔡文渊。据苏天爵所撰宋裂墓志，蔡文渊、王士熙二人同为延祜七年大都乡试考官，而泰定元年主会试者为孛术鲁种、曹元用、虞集三人。则宋裂所谓同年，或系指延祐七年之乡试而言，诸生之谓，即其意也。
　　至于雅琥在考中进士之前曾做过秘书监著作佐郎等小吏，则是元代非常普遍的现象。元代不少知识分子在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之前，都曾有通过其他途径步入仕途的经历，一旦考取进士，便可以在原有基础上再行授官，如杨载、黄浯等人均是如此。
　　再如元末死于兵难的文学家汪泽民。关于汪氏死难的时间，相关文献中存在至正十五年(1355)和至正十六年(1356)两种说法。前一种说法出自宋濂所作《元故嘉议大夫礼部尚书致仕赠资善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左丞上护军追封谯国郡公谥文节汪先生神道碑铭》(《銮坡前集》卷3)，后一种说法出自宋濂主持编写的《元史》，并且二者所记年寿也不相同，一说83岁，一说70岁。由于两则材料同出一源，仅凭两则材料本身无法判断二者孰对孰错。《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通过征引旁证材料，对两则材料存在的抵牾予以辨析，达成对相关事实的准确系年。

　　在文学编年史的编纂中，关于文学家生平经历的考析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尽管近代以来编撰了各种人名辞典、传记资料索引，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线索，但其中的疏漏和错讹也有不少。类似汪泽民、雅琥等人的情况，只是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文献辨析的一个侧面，此外所作的考辨涉及诸多方面，而严谨审慎的态度则贯穿着编纂始终。
　　通过广泛查阅文献资料，对不同文献的相关信息作细致的辨析，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者在广闻博见的基础上谨慎使用文献，取得了不小的突破，厘清了某些文献中的讹误和抵牾现象。广泛地占有文献，有选择和辨别地使用文献，保证了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作为文献整理成果的准确性和精粹性，其工作对于中国文学文献学是一次重要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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