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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文献学角度看１８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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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7: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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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尚提供了文献基础。《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本年”记事云：
高启与周砥相识于吴，往还唱和。高启、徐贲、杨基、张羽等人结社唱和，或亦在此数年间。高启《荆南倡和诗集后序》：“《荆南倡和诗》若干首，句吴吴(周)履道、毗陵马孝常所共作者也。二君常客阳羡荆溪之南，故以名编。庚子春，余始识履道于吴门，相与论诗甚契，因以一帙示余曰：‘此野人之辞也，恐世之嗜好者少，故未敢出，子今为我评之。’予读之，爱其清粹雅淡，有古作者之意，因乞而藏于家。自是履道与予游集，未尝不道荆南之乐，且日：恨子不识孝常。后予卜馆云岩之西冈，履道每乘舟访予，至则留连累日。予与之缘崖溯涧，搜览无厌。一日，雨霁鸟鸣，乔木荫壑，予邀履道坐盘石，命诸生行觞鼓琴。酒酣，履道起歌其诗数章，既而叹曰：‘自吾别孝常，去荆南，谓山林燕咏之乐，不可复得矣。今乃与吾子相羊于此，岂偶然哉?’又曰：‘吾衰矣，恐无以称列于后，苟得片词之传，使吾名因而自见，亦可以少无憾矣。’予当时甚怪其言之悲也。越二年，履道客会稽，竞卒于兵。予亦遭乱奔走，不遑启处。今避地江浒，暇日理箧，中家乘尽失，独《荆南集》在焉。因抚而叹日：‘此诗不亡，天欲成履道之志乎?’”徐贲《书荆南倡和诗集后》：“予往年在荆溪时，闻有周履道、马孝常者，南山周氏馆二人，情相得，习相同，才气相下上，其闲情雅韵，固非流辈相及。有《荆南倡和诗》一卷，为时所称。后识履道于显亲寺之听秋轩，彼时独不得与孝常见。及予东还，与高季迪以诗倡和于吴，履道亦避地来居，故予三人交结又最密。每燕语间，未尝不叹荆溪之胜，诵孝常之诗之美。无何，季迪东游越，予卜居吴兴之蜀山，履道亦从军去，遂没于兵。呜呼，今已十又五年矣。此帙乃履道之亲笔，季迪所藏者，后季迪序而属其乡人吕志学收之。志学常持此过予山中求题，时洪武四年七月一日也。于时季迪尚无恙，今季迪亦逝去几四载。”《石洲诗话》卷五：“周履道与高季迪、徐幼文结社，其诗清迥有逸气，非一时徒事长吉调者可比。”北郭十友，各家所记名姓不一。高启《送唐处敬序》所言凡六人：王行、徐贲、高逊志、唐肃、余尧臣、张羽。而所作《春日怀十友诗》之十友为：余尧臣、张羽、杨基、王行、吕敏、宋克、徐贲、陈则、僧道衍、王彝。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六《徐贲传》、陈田《明诗纪事》甲签卷八余尧臣条均采此说。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八则去王彝，并高启为十友之数。《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传·王行》则云：“初，高启家北郭，与行比邻，徐贲、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皆卜居相近，号北郭十友，又称十才子。”据高启《送唐处敬序》所言，诸人除王行而外，皆由他处寓居北郭，且所至前后有相隔数年者，所谓“十馀年，徐君幼文自毗陵，高君士敏自河南，唐君处敬自会稽，余君唐卿自永嘉，张君来仪自浔阳，各以故来居吴，而卜第适皆与余邻，于是北郭之人物遂盛矣”，即其指也。而观之所作《春日怀十友诗》，则有不尽于北郭唱和者。知“北郭十友”之说，乃后人以高启之名重，而以其所往来之友附会而成。
元末，张士诚占据吴中，政权相对比较稳定，加上比较注重文化建设，开设了弘文馆、集贤馆等机构，专门征集那些有文学才能的人，形成了以苏州、松汀等地为中心的文学文化圈，文学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至正二十四年(1364)，张士诚征聘饶介为咨议参军。饶介，字介之，临川人，其岳父为元代中后期著名诗人丁复。在饶氏为官吴中期间，周围聚集了高启、王彝、杨基、张简等一大批有影响的诗人，相互之间曾经举行过赛诗会一类的活动。后来随着张上诚政权的灭亡，这些人或隐居山林，或重新出仕，在文学上的成就和影响都大不如前，其中也包括高启、杨基等人在内。类似的还有刘基、袁凯等人。作为以群体活动为特征的“吴中四杰”、“北郭十子”等文学集团，其相关文学活动的开展主要是在元代末期，群体作家的创作成就，也多在元末既已完成。据后人研究，高启、刘基等人文集中，比较好的作品，大多都是写于元末。
在元末文学发展过程中，另一股重要的文学力量是以杨维桢为首的“铁崖体”诗人，其活动也主要是在吴中一带。这派诗人，大多受到杨维桢的影响，诗学温庭筠、李商隐，李贺等人，奇崛秾丽，通常所说的“元诗绮靡”，即指杨维桢等“铁体”诗人而言。王彝曾作《文妖》一文，对杨维桢的文风进行过猛烈的批评。高启虽没有直接对“铁体”诗风展开批评，但其风格与杨维桢等人诗风之间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而其主体风格的形成主要是在元末而不是明初。高启诗风与杨维桢诗风之间的差异，是在冗末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明初建国，吴中文人受到排挤，代之而起的是理学气息浓厚的金华文人，文学的功用色彩日显突出，明代文学逐渐衰落，直至李东阳等茶陵派诗人崛起才重新兴起。《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搜辑、整理的关于高启、杨基等人文学活动的文献，囚为是按年代编排，在反映具体问题上要比一般性的作家研究、作品研究更为清楚、透彻。研究元末明初文学，从这个角度着眼必然能够突破旧有的认识。
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以编年形式演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突破了时代限制，通过钩稽关于作家生平、创作、群体活动、流派兴替始末等情况的文献资料，注重将全面性、精粹性和准确性相结合，为拓展文学史的研究视阈提供新的生长空间。经过更多学者的不断努力，以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辑录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循迹讨源，势必推动文学史研究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
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是一项基础性的重大学术工程，是关于中国文学文献整理的重要成果，对于提高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是推进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文献。以上从文献学角度对其学术价值所作的探讨，只是其中的某些侧面，此外对于中国文学研究所作的推进，可以提供的新的学术生长空间，尚有待读者在不断的研究实践中进一步发掘和拓展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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