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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论述红楼梦的象征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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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2: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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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换人形”。正是由于绛珠仙草要追随神瑛下凡还泪，“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这个拟神话的核心“还泪”象征着将要展开的一系列爱情故事注定是一一个个充满缠绵哀婉的悲剧。绛珠仙草生命力的脆弱，其生命对神瑛之情的依赖，其生长之处的三生石及关于“还泪”的许诺，都象征着其俗身林黛玉的健康状况、气质性格和对宝玉情感的极度依赖。小说的总体环境也充满了象征主义色彩，始终在假假真真、幻象实境的穿插变动中引导着读者于阅读中进行思考。故事基本上发生在一个大体封闭的环境贾府中。而由宁国府、荣国府两部分组成的“贾”府．读者已由“假语村言”与那副两次出现的对联中知其“假”的虚构与象征意义。由宁而乱，由荣而枯，好而终于了，正是作者在这一表象中想要传达的意义。宁与荣，即安定与繁荣，是国家与家庭(“国”、“府”)普遍追求的目标。因而其乱、枯、了也象征着那个时代、社会的普遍结局——“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石头”的幻化物美玉和神瑛的俗身宝玉身处这样的环境之中，宝黛爱情悲剧在这里展开，那么其社会意义便大大超越了一般的投胎富贵人家和寻常爱情故事。大观园这个女儿国也充满了象征意味。这是作者为表现其颂红、护红、悼红而虚构的一个桃花源式伪小天地。和外部世界相比，它相对洁净，少女们可以享受到较多的自由与平等。但从大观园的建造、赐名、赐住等处，作者已明确地处处暗示，这是一片完全理想化而不可能实际存在的净土。它的诞生一开始就象征它很容易被摧残：它本来就是“借着东府里花园起，转至北边”建起来的，因此会芳园的悲剧在这个新的“会芳”园中必定不可避免，只不过是内容与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红楼梦》中的象征主义不只体现在情节动力与基础、人物命运与基本品格以及环境这几个主要方面，而且体现在建筑、匾额、器物、花草、位置、诗签等许多细微之处。《红楼梦》之所以具有极高的艺术浓度，经得起反复的品味式精读和解剖式研究，那些充满象征意味的含蕴于一物一象之后的暗寓意，是一大原因。“风月宝鉴”在小说中有两个基本意义：一为《红楼梦》的另一书名或成书前曹雪芹之旧作，其弟棠村为之序。据甲戌本“凡例”：“又曰《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正文一回也说孔梅溪为题此名。二是跛足道人给贾瑞的一面镜子，为“警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他叮嘱“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这样就出现了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暗寓意，背面的骷髅似乎是一种荒唐的想象，却是“假作真”，暗含着真正的警告：不许纨裤子弟们玩弄女性，否则便将受到命运的严厉惩罚!这是作者对少女们的保护意识的一次鲜明表现，与小说的颂红、护红、悼红主旨是一致的。
通过宝镜的象征意义，我们也就进一步理解了曹雪芹“旧有”之书和增删修改后《石头记》的深刻主题。有许多象征性的事物由于太细小，如某些花花草草，常常为读者所忽略，非多次研读，前后联系，反复品味，不能悟其深意。十七回至十八回贾政视察刚刚修建完毕的大观园时，来到后来被赐名为怡红院的处所，众人见一种海棠极美，赞不绝口。贾政道：“这叫作‘女儿棠’，乃是外国之种。俗传系出‘女儿国’中，云彼国此种最盛，亦荒唐不经之说罢了。”从后院出去，青溪前阻，原来是外面东北山坳里经村庄引进来的水“共总流到这里，仍旧合在一处，从那墙下出去。”说是“荒唐”，看亦平常，不过一花一水而已。其实联系创作主旨，人物遭际，就会发现，贾宝玉住在这个有出自“女儿国”(并非只有女人，而是由女王执政)的“女儿棠”的“怡红”院，象征着他对少女的尊重爱护，表现了作者认为男性应使女性得到快乐(“怡”)的思想。“水”在《红楼梦》中象征女性，这里暗示大观园中的少女出于各种原因都和贾宝玉有深浅不一的关系，都围绕贾宝玉的活动展开自己的命运之画，最后终不免从这个相对洁净的世界出去，经受肮脏现实的污染。有的象征文字虽少，由于包含着多层次的历史文化积淀，故更加隐蔽，一般读者绝难发现，就是研治红学的学者也不易很快全面掌握。贾政一行人出“曲径通幽”，过“沁芳亭”，来至一个“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的小院。话及题匾贾宝玉说“这是第一处行幸之处……莫若‘有凤来仪’四字”。这便是后来赐名的潇湘馆。据《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箫韶为舜所制之乐，凤凰闻而和鸣起舞。凤凰象征后妃。表面上是指此乃元春进园第一处游憩之所，实际上象征、暗示的意义相当丰富。有些学者曾对第五回《红楼梦》曲“怀金悼玉”心存疑惑，认为钗黛在作者心中难分高下。其实不然，作者虽有“兼美”愿望，但态度却是鲜明的。这是最靠近怡红院的处所，元妃赏园时最先到的便是这两处，可见黛王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之不一般。黛玉位居金陵十二钗之首从“第一处行幸”也见出了消息。“行幸”二字本指帝玉宿妃嫔处，用此当另有所寓。早就有学者指出贾宝玉暗指帝王。冯精志的《曹雪芹披露的故宮秘闻》就有一节谈“贾宝玉的后宮夜生活”，认为“大观园系后宮框架”，贾宝玉“这种厮混是帝王级的”。以生活方式、建筑格局等索隐(冯称“考隐”)，不防聊备一格。不过我觉得从作者为贾宝玉取的雅号“绛洞花主”中，已经赋与其王者之尊。只不过把他定性为“女儿国”之王，是一位能平等对待女性(主要指纯洁的少女)的君主。而黛玉是众少女中唯一以“妃”为号的，这显然绝非偶然，极不寻常。而且称其为“潇湘妃子”，就与舜南巡殁于苍梧，娥皇、女英二妃南下寻夫，死于湘江之间，泪溅竹上成斑，名为潇湘竹的传说，联系了起来。因此“有凤来仪”、“潇湘馆”的名字与位置，院内翠竹(二十六回还特地通过宝玉的眼光点出“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等具有内涵丰富的象征意义。 运用象征并不是《红楼梦》所独有，古今中外都有一些小说运用过象征手法。其区别不仅在于其比重、位置与数量的巨大，而且还在于其质量的层次上。对于不少重要“意义”，曹雪芹往往通过不同方式、从不同侧面进行多层次的象征。因而同一个“意义”由于众多“物象——意象”的反复暗示、启迪，给读者留下了含蕴无穷的印象。比如在这部作品中爱情的伟大作用被反复渲染：绛珠仙草正是领受了神瑛侍者每日的灌溉之情——而中国古代文学中凡写到男女之间的“雨露”之类，常暗指性爱——才得以由草木变人；太虚幻境虽然是一个“清净女儿之境”，男子不能进入，但由于缺乏爱情雨露的滋润，所以少女们虽安全却并不幸福，被严实地封闭于各司大厨中的册页正象征其生命力的干涸。再如通过贾府兴衰象征整个时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这个重要思想，在小说中也多次进行了暗示，仅二十二回制灯谜和二十九回清虚观拈戏便集中地表现了两次。尤为难得的是，谜中有“谜”，戏中有“戏”，象征在不断地深入。制灯谜本是元春“有兴”，“差人送出一个灯谜儿”，于是从贾母起，大家都作一个。所以这些灯谜所象征的内容便都与元春的命运——从而引发贾府的变故——有关。贾母的谜语是“猴子身轻站树梢。打一果名”，谜底是荔枝，谐“离枝”，庚辰本脂批“所谓‘树倒猢狲散’是也。”暗示他日元春一死，贾府便立刻衰败。贾政之谜“身自端方，体自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打一用物”。谜底为砚台，暗寓“树倒猢狲散”等谶语必将应验。果然，接下去的便是元春之谜，谜底为炮竹，虽然“一声震得人方恐”，但是“回首相看已化灰”，立即应证了上面两谜之言。下面迎、探、惜三春及宝钗之谜，也都个个“不祥”，都应了树倒之谶，确实是“散”了。当时在场的人虽然还有宝、黛、，湘、凤、纨等人，写到制谜却只是以上几人。这一点似乎并非偶然，因为宝玉才思敏捷，爱凑热闹，这次竟未参与。将他们的名号连起来便是：“老祖宗正原应叹息!拆!”清虚观拈戏也与一般由长者或客人拈戏不同，作者突出这里是打醮演戏给神看，故点明：“神前拈了戏”。结果是《白蛇记》、《满床笏》与《南柯梦》三出。贾母知有第三出，感到不祥，但因知“神佛要这样”便不言语。作者通过三个戏不仅暗示贾府由兴起到极盛而败落，而且突出了这是命中注定(“神佛要这样”)的，是不可改变的规律。
三、《红楼梦》的象征主义为什么能成功?
从系统的象征主义理论建设的角度来看，西方要比中国更早并成熟得多。欧美近百年来出现过一些自觉以象征主义为指导的诗歌流派和著名诗人。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有一些中国诗人在运用象征主义上进行探索，有的还因此在文学史特别是现代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如李金发。但不论是欧美还是中国，都没有值得大书一笔的象征主义小说家。并不是小说家没有注意到风靡文坛的象征主义文艺思潮，而是诗歌注重表达情绪与意象，易于采用这种创作方法，小说着重通过动人的故事情节刻划人物，要运用象征主义必须解决由此引起的一些难题。中国小说史上有两个现象也许有助于我们认识其处理的难度。一个是《水浒传》。民间艺术家或施耐庵罗贯中虽然想要通过浪漫主义的奇幻手法使这一百零八将不仅有点来头，而且象征他们下凡后将给朝廷与人间带来巨大震动。但是由于作者思想上的严重局限，因而一开始象征便陷入了混乱。一、二两回多次称那些被镇锁了数百年的天罡星地煞星为“魔王”、“妖魔”、“魔君”，并说当初洞玄真人曾嘱咐：“……若还放他出世，必恼下方生灵。”主持真人亦说“他日必为后患。”但被称为“妖魔”者下世为人后却都成为一个个梁山好汉。更主要的是，开头的这点象征并没有在小说中继续进行。因此“洪太尉误走妖魔”无论从思想意义还是情节动力上来说，都是游离于小说主题与情节主体之外的多余之物。另一个现象是本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某些作家的先锋小说，也叫实验小说，运用了较多的象征手法。他们的作品比较重视含意的深远意象的营造和语言的提炼。但是有些小说过于强调暗寓而使语言晦涩难懂，或虽重视思想情绪的象征却忽视了小说首先要有生动的情节支撑。而没有精彩故事鲜明人物的小说，即使一时为某些评论家看好，也很难为广大读者接受，更不用说长久流传了。九十年代以来“先锋”们纷纷又去编故事，很少有人再较多地用象征主义，恰好证明用象征主义创作小说难度之大。
《红楼梦》运用象征主义的极大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不仅仅运用了象征主义，而是将它融化为全书创作方法的一个重要部分。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必须有精彩复杂的故事，它与诗歌着重表现情绪感受不同，因而不能完全采取象征主义创作方法，否则情节无法具体展开，内容、语言也会流于晦涩难懂。因而它需要与现实主义或者再加上浪漫主义结合起来使用。《红楼梦》本来就十分生动复杂的故事情节由于象征主义的广泛运用，使主题更加深邃和多重，那些精彩纷呈的细节由于理念的浸润而变得越发耐人品味。在象征的作用下，大量的意象物象被罩上了一层朦胧的色彩，使有限通向了无限，全书飘逸着灵气，充满了哲理味。因此它既是一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小说，又是一部象征主义色彩浓郁的诗。象征主义与其他创作方法结合运用，融为一体，除了文本分布区域的侧重，着力处理好将最不真实融入最真实，最不合理化为最合理这二者的过渡与中介，以及准确把握各种创作方法的“度”之外，我们认为还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总体性象征都有情节细节或人物个性的对应点。诗歌通常是通过象征本身的意象来表现情绪感受，它可以没有情节，因而不存在象征意义的延伸问题。而小说尤其是长篇如果在情节展开中不再发挥象征的作用，不仅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浓度将大为减色，而且从形式上便产生了创作方法的割裂感。而《红楼梦》恰好是在基本情节和主要人物个性上都与总体象征有所对应，从而使某些本来抽象的暗寓意都化为生动具体的情节细节。第一回出现的“还泪”拟神话中的神瑛侍者这个名字就充满了象征意义，它为其俗身贾宝玉规定了性格谱系。他既是“神”瑛，又是个侍者，只管浇花之类的杂事。瑛乃似玉之美石，即形如美玉而实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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