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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发展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的讨论述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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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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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后，学术界对古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些问题的讨论，直接关乎对中国文学的性质、内容、特征、艺术传统以及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等问题的认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研究者们的态度是认真的，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但是，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由于左的干扰，还有待于学者们做进一步深入、细致的探讨，才能得到好的成绩。兹就讨论中涉及到的一些主要问题，略述如下：
一、关于现实主义问题
1952年第14期《文艺报》发表了冯雪峰同志的长篇论文《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轮廓》，它是建国后第一篇全面而系统地论述现实主义发展史的文章：，文章对我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现实主义的发生、发展的历史特点，提出了系统的观点。对于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学术界并未展开争鸣与讨论。
四年之后，1956年第16期《文艺报》发表了刘大杰同志的《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接着第21期《文艺报》发表了姚雪垠同志与之争鸣的文章《现实主义讨论中的一点质疑》之后，遂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1956年苏联《文学报》发表了雅·艾尔斯布克的论文《现实主义还是所谓反现实主义》，苏联学术界认为，这篇文章提出了重大问题，需要对现实主义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以后，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召开了大型学术会议，讨论了有关现实主义的种种问题。我国《学习译丛》杂志于同年七月刊出了艾尔斯布克的《现实主义还是所谓反现实主义》的译文。刘大杰读了雅氏文章之后，联系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实际，遂撰写了上文并《中国古典文学史现实主义的形成问题》[1]、《文学的主流及其他》[2]、《关于现实主义问题》[3]等几篇文章。归纳起来，他的主要论点如下：(一：)现实主义这个术语，无论在思想倾向和创作方法上，有它自己的基本内容和特点，不能同积极浪漫主义混同起来，不能和一般的真实性等同起来。现实性和现实意义并不等于现实主义，现实文学并不等于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这种进步的创作方法，是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是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孕育萌芽、成熟而发展提高的，它的发展有自己的历史道路，有各个阶段的现实主义。(二)运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这个公式来概括中国三千年的文学史，会遇到种种困难，其结果是不能实事求是地说明问题，不能真实地分析文学史的具体内容和不同流派的作品的艺术特点，必然走上简单化片面化的道路。运用这个公式，势必以现实主义代替积极浪漫主义，结果是降低了模糊了积极浪漫主义在文学史中的起源、形成和它独立性的地位。把文学史象切西瓜一样，一半是现实主义作家与作品，一半是反现实主义作家与作品，就等同于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虽然在各种美学理论和作家的世界观里，都具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性质，但如果对于文学作品不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他们的艺术特点，不深入地加以细致的分析，结果会造成混乱的现象。(三)在杜甫、白居易以前，中国还没有成熟的现实主义。在那一个阶段，现实主义主要是在民间文学中间萌芽、成长，在作品中只能有现实主义的因素，或是现实主义的基本条件；到了汉魏乐府歌辞，尤其是《孔雀东南飞》有了很大的进步。那一阶段的进步文学，除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的作品之外，都只能称为现实文学，不能称为现实主义文学。杜甫、白居易的时代，使中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达到了成熟的阶段。造成这个成熟的条件是，当时阶级矛盾的尖锐、工商业的空前发达，市民阶层的扩大和市民意识的高涨，新哲学思想的兴起，推动了文学理论的进展，新乐府运动的形成，传奇文学的兴起以及古文运动的发动等等。这个时期，与意大利十三、四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是有些相似的。唐以后，小说戏曲这种形式，是更好发展现实主义的。元、明、清的戏曲、小说的优秀作品，现实主义得到了丰富和提高，到这一时期，可以说进入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阶段。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形成问题。寻找中国古代文学现实主义起源的讨论从五十年代延续到八十年代，虽众说纷纭，但起源于《诗经》则是为多数人所接受的观点。
姚雪垠在《文艺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刘大杰没有把现买主义看做历史发展的成果，而是看做个人生活遭遇的产物。个人的遭遇可以影响作家的创作方法，但不能成为某种文学流派或运动的决定因素，只有各方面所形成的历史条件和时代风气才是决定的因素。南宋以后，在封建社会中就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而到明清以后获得相当发展。就文学看，南宋产生了话本小说，应该被看作近代现实主义的“滥觞”。话本是从市民中间产生的，供广大群众欣赏的，并且开始表现市民的生活、思想、道德观念。所以，中国现实主义的历史开始于南宋，即第十一到十二世纪，而不会更早。人们习惯上把《诗经》当做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起点，如廖仲安同志指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是从《诗经》开始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成长当然可以有不同的阶段和过程，但是不能机械搬用欧洲的概念，把人物形象当作衡量诗歌的标准。在中国抒情诗的创作中，本来就没有提出塑造人物的任务。一千多年的文艺批评中，我也没有看见用塑造人物来评价抒情诗的。因此，我也就不同意刘大杰把杜甫当作现实主义诗歌成熟的标志。在我看来，把现实主义文学成熟的年代推迟到浪漫主义文学成熟的年代一千多年以后，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孔雀东南飞》，《悲愤诗》以及汉乐府的一些诗歌，比之杜甫那些名篇，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异。[4]有的同志认为，现实主义文学与原始诗歌是同时产生的。陈翰文指出，刘大杰说现实主义要和社会环境与历史条件相联，但这不是产生现实主义的必要条件。劳动人民要对自然、社会进行斗争，为了这个斗争的需要，劳动人民要进行文艺创作。有了文艺创作，其中就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比如《弹歌》的创作方法就是现实主义的。[5]盛钟健等的文章指出，在《弹歌》这首短诗中，人们不能找到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弹歌》只简单地勾勒了原始人的打猎过程，主人公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人们都弄不清楚，无“性格特征”可言。即使《诗经》，也是缺乏个性描写的，不能“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因而不能说是现实的。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进步的创作方法，在《孔雀东南飞》已经形成和基本成熟。总之，从《诗经》到汉魏乐府是现实主义因素逐步积累和现实主义逐渐成熟的时期，唐代大量现实主义诗歌的出现和新乐府运动的兴起，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的完全成熟。唐以后是现实主义文学继续发展时期。[6]蔡仪同志也指出，原始时代的艺术，虽能表现对象的某些特点，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但是基本上缺乏形象的完整性，更缺乏形象的典型性，也缺乏艺术应有的美感效能，不能认为有现实主义。[7]有的同志提出从不同体裁发展过程中去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现实主义的形成问题，即诗歌的现实主义萌芽于《诗经》时代，形成于建安时代，杜甫和白居易的艺术成就是它更成熟的表现，小说的现实主义萌芽于唐传奇，形成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红楼梦》则是它的顶峰，戏剧文学的现实主义始于与《董西厢》相近的年代(南宋末期的杂剧与宋戏)，成熟于关汉卿、王实甫的时代，《桃花扇》则是它的最高峰。[8]其他，尚有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起源于明清说，起源于近代说，等等。
对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起源、形成理解的歧异，主要是由于对现实主义的实质理解的歧异所引起的。所以，与中国古代文学中现实主义问题讨论同时进行的是关于现实主义理论本身的讨论。什么是现实主义，如何理解现实主义的实质，几乎是每一篇讨论文章都要涉及到的。
苏联文艺理论家艾尔斯布克批评了流行的现实主义观点，即认为现实主义与其说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创作方法和倾向，不如说是艺术的一种从来就有的、一开始就有的特性。因此现实主义的概念就跟真实性的概念等同起来了，而现实主义的历史就跟艺术反映现实即反映生活真实的历史等同起来了。他认为现实主义是历史形成的，它只是各种创作方法中的一种创作方法，并根据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定义，认为人物性格的概念对于规定和理解现实主义具有巨大的根本意义，而古代社会的文学艺术没有真正的人物性格描写，所以现实主义只能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刘大杰是赞成这些观点的。他认为，现实主义是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最有力和最先进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反映现实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方面，比起其他的创作方法来，能达到更大的深度和广度。恩格斯的“照我看来，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现实主义的典范定义。[9]姚雪垠认为，文学史上存在着两种主要的(不是全部的)不相同的创作方法或倾向，一种是杜甫的方法，一种是李白的方法。从广义说来，我们往往把这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说是古典现实主义和古典浪漫主义。恩格斯把现实主义看成是现代文学的产物，而高尔基把现实主义的产生上溯到英国的文艺复兴，以乔叟为开创人。在中国尽管有自己的历史特点，难道现实主义可以和近代社会 (那怕是仅具萌芽)的出现没有关系么?他反对刘大杰把杜甫定位中国现实主义的奠基人，而把现实主义和市民阶级的兴起 联系起来，中国的现实主义只能开始于南宋以后，而不会更早。[10]蔡仪同志认为，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意见，可能是主要对小说、戏剧等而说的严格 的现实主义要求，不是一般的现实主义的定义。他引用恩格斯给明娜·考茨基信里的话：“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如它能够真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打破对于这些关系的性质的传统的幻想……这部小说也是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认为，真实地描写现实，就是现实主义的根本精神或基本原则。他不同意刘大杰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同于表现方法，所谓创作方法首先是关于艺术内容的原则，其次才是关于艺术形式、也就是关于艺术表现的原则。如果说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真实地描写现实，那么合乎这个基本原则的作家和作品，就是现实主义的作家和作品，而从文学史上说，有相当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出现，也就是现实主义的形成.因此刘大杰的唐以前中国古典 文学现实主义未形成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其实，现实主义 的文学作品早在《诗经》时代就有了的。而姚雪垠紧紧扣住现实主义的产生“是同资本主义的出现分不开”来立论，这就是离开文学创作方法在谈文学创作方法的“实质”，结果是代之以 社会史的实质；离开文学史的具体事实在谈文学创作方法的发 展，结果是代之以社会史的发展，于是掉在他所要排斥的庸俗社会学的陷阱里去了。[11]何其芳同志认为，真实地反映现实的并不只是现实主义的文学，还有积极的浪漫主义文学。真实地反映现实并不是现实主义的同义语。说积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并不对立，而且有相通之处，这是对的。然而，把积极现实主义划入现实主义的范畴，就是混淆了两种创作方法的差别，如复旦大学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在导言中正是这样主张的。[12]廖仲安[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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