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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发展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的讨论述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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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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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要考察中国文学史中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规律，应该从中国文学史的具体事实出发。“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来自欧洲，欧洲的文学家和学者根据欧洲的文学情况提出了这个概念。恩格斯提出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也是从欧洲文学得出来的结论。欧洲近代被称为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和戏剧，典型人物的塑造当然是小说和戏剧的主要任务。中国文学史在元代之前，诗歌特别是抒情诗是文学作品的主要样式，这就不能用欧洲现实主义的概念来作为衡量中国文学史现实主义的尺度。[13]有的同志征引高尔基的话：“对于人类和人类生活的各种情况，作真实地赤裸裸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即艺术形象具有活生生的人所具有的真实性，生活图景是以生活本身的形式来概括和表现的，这便是现实主义的基本特点，凡是符合这个标准的，便算是现实主义的创作。中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不同于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初叶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具有自己的特点：乃是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的产物，反映了我国人民在封建社会中的生活和斗争，思想和感情。一般说，这个传统主要是以产生于封建压迫下的农民思想以及部分以出现于封建社会后期的 市民思想为思想基础的，乐观、朴实、浑厚、积极、求用世、爱生活、尊重理性、正视生活，每当异族大举入侵、民族危机加深之际，则更焕发起抵御强暴、热爱祖国的激情。[14]茅盾同志指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被剥削阶级的社会地位有关：在阶级社会的初期，阶级斗争就反映在社会中的被剥削阶级所创造的文艺作品中；而由于被剥削阶级的本能及其斗争性质规定了它对文艺的要求与任务，因而它的这种文艺就其内容来说是人民性的、真实性的，就其形式来说是群众性的(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产生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15]这就把现实主义 等同于文学的革命性、人民性，实际上扩大了现实主义的范围。有的同志说“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基本原则是性格描写”，并从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定义的“语法关系”分析出“中心词是典型性格”，“典型环境并不一定要求在现实主义的艺术形象中描绘出来”。[16]有的同志指出，根据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定义，细节的真实、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才是现实主义的科学概念，抽掉其中的任何一点，或者把其中任何一点单取出来作为“广义的现实主义”的定义，都只能带来混乱。[17]总之，关于现实主义的实质，建国以来三十几年，虽然争论不休，但是分歧仍然存在。那种把现实主义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放大，以至于把现实主义等同于文学的真实性、艺术性、进步文学的做法，不再为人们运用了。
关于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否构成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规律，也是五十年代热烈争论的一个问题。刘大杰1956年发表的《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指出，如果只把源远流长丰富多采的中国文学史理解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那就会把文学史上各种创作流派的复杂而又矛盾的发展过程，看得过于简单，并且是不符合实际的。他以后发表的几篇讨论现实主义问题的文章，坚持了他自己的观点，并指出势必会以现实主义代替积极浪漫主义，降低了积极浪漫主义在文学史上的独立地位，以至于不尊重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而造成混乱现象。[18]
1958年第工期《文艺报》发表了茅盾同志的一篇宏文：《夜读偶记》，后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茅盾联系中国文学上大量的事实，确认中国文学史存在着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他认为，阶级的对立和矛盾是产生现实主义的土壤。被剥削阶级的阶级本能及其斗争的性质，这就要求文学产生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剥削阶级要求宣扬他们的恩德与神武，把剥削制度描写为永恒的制度，这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阶级社会内，文学的历史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茅盾的这篇文章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两校中文系古典文学组编著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于1958年9月及工2月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出版了。这两部《中国文学史》实际上是以茅盾的许多观点作为立论根据的，都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做为文学史的重要规律。这两部文学史的出版，标志着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这个公式暂时为一些人所接受，但同时也引起了极为热烈的争论。
1959年6月17日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文学史问题讨论会，何其芳同志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何其芳同志指出，列宁的两种文化理论不能作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规律的根据。列宁的两种文化理论，只能引伸出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学，有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文学，也有资产阶级的文学。应用到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学史上，只能引伸为有民主性的文学，也有封建地主阶级的文学。不能在民主性的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之间划等号。从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来着眼，真实地反映现实的并不只是现实主义的文学，真实地反映现实并不就是现实主义的同意语。积极的浪漫主义文学也能真实地反映现实。那种主张把积极浪漫主义划入现实主义的做法是错了的。他认为，茅盾赞成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这个公式，但他举的例子并不多，这些例子并不能贯串整个文学史，而且有些例子还可以讨论。比如，我们已经无法知道《诗经》里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是否曾有斗争了。汉赋，虽然好作品不多，但恐怕也不能说全部都是反现实主义的。说《史记》是现实主义，司马迁又写赋，不好解释。韩愈反对形式主义，但他自己又陷入另一种形式主义。韩愈的古文运动其实是文学体裁和文学语言的改革运动，并不等于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等等。事实上，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并不是贯串整个中国文学史的。[19]对茅盾《夜读偶记》的一些观点，持异义的或反对的文章至少也有二十多篇，上引何其芳的观点有一定的概括性．1959年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公式的国外发明者宣布放弃了自己的“公式”，在中国除了茅盾坚持外，多数人都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事实证明，从理论上和实际上看，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这个公式是不正确的，以后人们不再提及它。
二、关于浪漫主义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也是源远流长的，不能把积极浪漫主义归入现实主义范畴，而应视浪漫主义为独立的创作方法。复旦大学同学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的《导言》说积极浪漫主义“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很多人不同意这种观点。李文光同志指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有血缘关系的，但却不能互相包括，也不能互相代替。浪漫主义注重理想，如望远镜一样显示未来。[20]何其芳同志也指出，浪漫主义虽然也是以一定的现实生活为基础，却按人的幻想和愿望把它做了较大或很大的改变。这就不能把积极浪漫主义列入现实主义的范畴。[21]公木同志指出，浪漫主义并不总是作为现实主义的补充而存在。[22]确认浪漫主义是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就避免了把屈原、李白这样浪漫主义诗人划入现实主义范畴的混乱。
什么是浪漫主义，各家的看法也不是完全一样。蔡仪引述西方理论家和作家的论述，认为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确是在于它的描写理想这一点上。说浪漫主义描写理想，并不是说浪漫主义就丝毫没有现实性，只是说浪漫主义不是真实地描写现实，而是理想地去描写对象、描写理想化的对象而已。所谓理想并不是现实，但理想有反乎现实发展倾向的，也有合乎现实发展倾向的，于是有积极的浪漫主义和消极的浪漫主义的差别。[23]何其芳同志认为，浪漫主义并不完全按照生活的实际存在的样子反映生活。它总是现实和幻想的结合。浪漫主义所据以进行虚构的幻想却更为大胆，更为奇特，它不仅是可能存在的，而且还可以是不可能存在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同样是真实地反映现实，都要求有典型性。如我国古代神话中的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是按照人的幻想和愿望创造的，浪漫主义的倾向也是随着文学艺术的产生而产生的。公木认为，浪漫主义偏重理想，着重抒发主观世界的热烈幻想。张碧波、雷啸林的文章，力求摆脱“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依据中国文学特征，认为主要通过对整个世界(除了社会、还有自然和作为个体的人)的感受，阐发对现实、人生的怀疑态度。这是中国前期古典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24]
学者们对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发生、发展进行了具体的探讨。
浪漫主义即积极浪漫主义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周扬同志说，有的人承认现实主义，就不承认浪漫主义，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热爱一切伟大作品，不论它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25]陈祖堃同志认为，积极浪漫主义始终是一股强有力的巨流，一直汹涌澎湃奔腾在中国文学史长河之中，掀起极为壮阔的波澜。在古典诗歌领域中，积极浪漫主义更是一个极可珍贵的优秀传统，伟大的诗人差不多都和积极浪漫主义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26]有的同志指出，人们通常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观察文学史，结果是在有些情况下不得不套用。应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传统的各种形式表现，并且也尝试从浪漫主义的角度来观察一下某些作家与作品。[27]
有的同志认为，初民的神话，是中国浪漫主义产生的摇篮。初民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理想是神话产生的基础。中国神话中许多征服自然的英雄人物，如逐日的夸父、炼石补天的女娲或射日除害的后羿，都没有按照生活本身的形式来描写，所以基本上都是浪漫主义的。神话中的浪漫主义只是初生的婴儿。[28]
刘大杰认为，从《楚辞》到李白，将近一千年。在一千年的中国诗史中，现实主义在民歌中发育成长，现实主义的因素越来越强烈．但在文人诗人中的代表作家，几乎全是浪漫主义者．如屈原、曹植、阮籍、陶潜、鲍照、陈子昂、岑参、高适、李白等等，几乎无一不是浪漫主义者。这些诗人都有表现人民愿望或是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内容。[29]廖仲安认为刘大杰的这些意见是很难说通的。汉乐府诗中有现实主义因素，直接继承汉乐府传统的建安诗人怎么完全变成浪漫主义者了呢?陈于昂写了很多反映人民疾苦的感遇诗，也不能简单把他划入浪漫主艾。其他如鲍照、高适也不能归入浪漫主义。[30]屈原的诗篇标志着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成熟．屈原是积极浪漫主义的伟大旗手。在《离骚》中，诗人塑造了伟大崇高的诗人自己的形象。[31]《离骚》这篇宏大的抒情诗，现实叙述与幻想驰骋相交织，不但说明了诗人与楚国贵族腐朽势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反映出诗人是怎样克服了种种困难而完成了他那种崇高的具有伟大悲剧意义的品格。[32]张碧波等根据中国古代文化历史背景的特点，对楚辞浪漫主义做出了新的解释：屈原时代的楚国正是处在建立宗法社会秩序和思想规范的前夜，这个过渡时期的特点，不但决定了当时楚国文学的特点，而且给予它未来的发展趋势以深刻的影响。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文学与中原的文学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它同时蕴含着哲学、宗教、文学等多重因素，反映着原始型社会意识形态的特征，是远古神话传说的直接的和完全的继承者。从不自觉的浪漫主义到自觉的浪漫主义，从原始神话到楚辞，显示出入类意识人间化发展的过程．《九歌》、《天问》、《离骚》是从远古神话发展而来的走向人间化过程的三个路标。屈原所追求的理想即建立宗法社会一经实现，楚辞做为整体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它的浪漫主义因素便逐渐蜕化而最终与美刺现实主义合流。[33]
庄子的浪漫主义文学也为人们特别注目，是建国以来，尤其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有的人认为，庄子代表了浪漫主义的另一种倾向，因为庄子虽然对现实不满意，但不去反抗，而是企图把社会引向倒退的道路。[34]有的同志明确地认为，《庄子．天下篇》“庄周……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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