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姚鼐把文章风格分为阳刚、阴柔两种，对二者兼倡，尤其推崇合两者为一的审美范式，“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嘲’，曾氏则于二者中偏重阳刚之美，崇尚雄奇之道。又细分阳刚之美为“雄、直、怪、丽”四字，雄：“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直：“黄河千曲，其体乃直；山势若龙，转换无迹”，怪：“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华”，从语言、体式、趣味、色泽总结诗歌的阳刚之美，较姚氏之论更为细化具体。《圣哲画像记》中云：“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哜之得饱而已——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所选十九家诗中，李、杜、苏、黄四家古体诗皆以雄奇之致、阳刚之气为突出特征，为曾氏所“嗜好”。但其最推崇的，莫过于黄庭坚。
　　清人学宋，主要以苏轼为榜样，桐城诗派虽推崇黄庭坚，但并未真正付诸实践。施山《姜露庵杂记》云：“黄山谷诗历宋元明，褒讥不一。至国朝，王新城、姚惜抱又极力推重，然二公实未尝学黄，人亦未肯即信。今曾涤生相国学韩而嗜黄，风尚一变，大江南北黄诗价重，部直十金。”钱仲联先生认为“自姚姬传喜为山谷诗，而曾求阙祖其说，遂开清末西江一派。”又认为曾氏“于山谷尤有深契，诗字多宗之”。钱基博所言“于近时诗学有开创之功”大概就是指此。曾氏《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二首》其二云：“大雅沦正声，筝琶实繁响。杜韩去千年，摇落吾安放?涪叟差可人，风骚通肿蛮。造意追无垠，琢辞辨倔强。伸文揉作缩，直气催为枉。自仆宗涪翁，时流颇忻响”，对黄诗的审美追求加以赞美，也流露出对自己影响时尚的得意之态。黄庭坚，赖有曾国藩的倡导，才成为诗坛新风尚，为宋诗派开一大门洞。钱仲联先生说：“曾涤生诗，七古全步趋山谷，以此为天下倡，遂开道光以后崇尚江西诗派之风气。”《石遗室诗话》云：“坡诗盛行于南宋、金、元，至有清几于户诵。山谷则江西宗派外，千百年寂寂无颂声。湘乡出，而诗学皆宗涪翁。”一直到出现“黄诗价重，部直十金”的局面。这其中也有名人效应的成分。
　　渐人老年的曾氏学诗宗趣有所拓展，诗学门径放宽。学习方法，主要是学其为人，拓展胸怀，培养气度。当然，也学习古人作诗法度。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谕纪泽》云：“至于开拓心胸，扩充气魄，穷极变态，则非唐之李杜韩白、宋金之苏黄陆元八家不足以尽天下古今之奇观”，此八家诗“《六经》外之巨制，文字中之尤物也”，主宋调而兼纳唐韵。从该年起编纂《十八家诗钞》，收录从魏晋到宋元代表诗人诗作6599首，供朝夕诵读。单从选目上看，突破了原来专读杜、韩、苏、黄、李五家诗的门径，新增曹植、阮籍、谢灵运、鲍照、谢脁、李白、王维、孟浩然、白居易、杜牧、陆游、元好问十三家，但仍主要以宋诗趣味为主，他说：“余既钞选十八家之诗，虽存他乐不请之怀，未免足己自封之陋，乃近日意思犹为简约，五古拟专读陶潜、谢脁两家，七古拟专读韩愈、苏轼两家，五律专读杜甫，七律专读黄庭坚，七绝专读陆游。以一二家为主，而他家则参观互证，庶几用志不纷，然老境侵寻亦只能长吟以自娱，不能抗手以入古矣。”每体“以一二家为主”，再以他家、他体“参观互证”，但毕竟学诗视野扩大了。同时，其审美趣味也由以前推崇阳刚雄奇一面而兼赏冲淡闲远诗风。咸丰十一年六月十六日《日记》曰：“日内于苏诗似有新得，领其冲淡之趣、洒落之机。”次日《日记》又云：“看刘文清公《清爱堂帖》，略得其冲淡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合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
　　后期学诗的变化，是与其经历与心境相关联的。初得科名之时，年轻有为，追求以文章报国，就自定日课，研习诗文，满腔热情。在统兵戎马之余，选诗吟咏不仅是为了提高诗艺、积理养性，也有娱乐消遣、“玩赏”的成分，于单调枯燥的军旅生活加点调味品。在剿灭太平军接近尾声之时，他胸次变得疏朗寡淡，常常通过咏吟鉴赏来陶冶性情，用陶渊明、苏轼、陆游的“闲适”诗来涤荡内心“忿”、“欲”，心境归于澹然恬适，挂记养生之道，谓“念养生家之法，莫大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字”，修身治学，也“当得一‘松’字诀”，盖与其年老体衰、洞明人生有关。
　　曾氏现存诗集四卷，300余首，绝大部分作于道成年间，是其宗宋理论的具体实践。章炳麟认为曾诗“诵法江西诸家，矜其奇诡，天下鹜逐。古诗多诘诎不可诵，近体乃与杯玟讥辞相等”，虽有讥意，情况大体属实。余云焕《味蔬诗话》云：“曾文正古体盘空硬语，魄力沉雄，而近体气韵磅礴，一扫凡艳”，从诗体上道出曾诗宗宋的特色。即以题材论，数量最多的赠(送)别诗、寄怀诗、题咏诗也是这样。如《寄弟三首》其一：“去年长已矣，来日尚云赊。身弱各相祝，家贫傥有涯。乡心无住著，望眼久昏花。寥落音书阔，多疑驿使差。”怀乡思亲之意于沉雄硬语中托出。长篇古体宋诗特色尤为突出，这些诗作奇崛诙诡，排算不训，缀以僻字奥典，使人读之不快，如《会合一首赠刘孟容郭伯琛》，余云焕谓“造语奇崛，神与古会，直登昌黎之堂而入其奥”。曾氏创作要逊于其诗学理论，更不及其散文成就，钱仲联先生谈曾晚年的论诗境界时认为“惜其自为诗未能臻此恬淡之境，大多壮观有余，凝练不足，此其于诗之造诣，所以尚不逮其文也”。由于他未能以主要精力致力于诗歌创作，因而他的成就不能与同时期宋诗派代表人物郑珍、何绍基、莫友之媲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与其声望相应的诗坛地位。
　　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曾氏不是专门的诗论家，也未能形成自己系统的诗学理论，更多的是在日常繁忙的工作之余的零星感悟。在其宗宋观念形成后，对唐诗学及其发展也基本没有探讨，因而也就缺失明确地表达对唐诗学及宗唐者见解的话语。他论诗兴趣虽然主要宗宋，但又不以专宗宋诗为囿，自有其合理之处。也应当看到，在现实要求广泛继承古代优秀诗学遗产、泯合唐宋诗之争的前提下，其论诗过分偏重于宋诗宗趣和宋诗技巧，固然有其时代原因，个人趣味的褊狭也是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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