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对《西厢记》的评价以及对元杂剧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证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方法的更新及视角的转换，研究领域大大拓展，无论是对微观问题的深入探索还是对宏观问题的准确把握。都取得了斐然可观的研究成果，元杂剧的研究已步入成熟期。本文主要就大陆近二十年《西厢记》研究情况作一个述评。
　　关键词：《西厢记》；大陆；研究；二十年述评
　　
　　《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它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自诞生那天起就吸引了无数观众和专家学者的眼球。《西厢记》的评价一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赵春宁在她的《20世纪(西厢记)研究述评》一文中曾把《西厢记》百年的研究情况作了一个分析，认为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起步期(1908－1949)、拓展期(1949－1966)、停滞期(1967－1976)、兴盛期(1977年以后)。其划分的标准主要是研究论文和专著的数量，有一定的科学性，因为这在很大意义上表明它受关注的程度。《西厢记》的研究成果斐然可观，从1977年至2000年《西厢记》的研究成果共计552篇。尤其是80年代以后二十年间的文字总量远远超过了前七十年的总和，研究专著已近20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近二十年来《西厢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夯实传统、注重考证
　　
　　考证是一个传统的研究方法，也是学者们最注重的一项基本功。
　　首先表现在对作家和剧中人物的研究方面。包括作家生平、剧中人物的出处。关于作者之争经过30年代至60年代的反复讨论。终于尘埃落定，认为非王实甫莫属。尽管80年代中后期蒋星煜等学者对此问题又有新的看法。以为“王作关续较为可信”，但大多数学者仍然认同“王实甫作”这一说法。重要的研究专著主要有潘兆明《王实甫与西厢记》(1980)、孙逊《董西厢与王西厢》(1983)、王万庄《王实甫及其西厢记》(1990)等，论文有李毓珍《关于王实甫》(1991)等。关于剧中人物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张人和的专著《谈(西厢记)的人物》(1981)、段启明《(西厢)“三幻”同名人物性格辨》、(1981)林文山《论红娘》(1986)、许总《崔莺莺家世及行踪辨证》(2003)、孙鸿亮《崔莺莺何曾作胡女》(2003)、陈诏《再谈崔莺莺绝非胡姬》(2003)等文章在研究人物时带有很强的考证色彩。
　　其二，表现在对文本的考校、注释方面。在注释、校点及资料的整理方面等方面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张燕瑾、弥松颐《西厢记新注》(1980)、祝肇年、蔡运长《西厢记通俗注释》(1983)傅晓航校点《冠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1985)、张国光校点《金圣叹批本西厢记》(1986)、王季思与张人和合编《集评校注西厢记》(1987)、霍松林《西厢汇编》(1987)、傅惜华《西厢记说唱集》(1987)、傅晓航《西厢记集解》(1989)、贺新辉、朱捷《西厢记鉴赏辞典》(1990)、张人和《(西厢记)论证》(1995)、蒋星煜《明刊本西厢记研究》(1982)、《中国戏曲史探微》(1985)、《西厢记考证》(1988)、《西厢记新考》(1996)、《(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1997)等。蒋星煜《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1997)贡献巨大，先生这十七万字论文主要是论述以下几个问题：
　　
　　(一)三十多种明刊本《西厢记》的大致的系统和异同之点。彼此在曲文、批校、注释、著录、插图等各方面的关系。
　　
　　(二)《西厢记》的独特体例以及和南戏的关系。
　　
　　(三)《西厢记》形式上的差别影响内容的问题。
　　
　　(四)探讨一些名家批注本的真伪问题、探讨一些仅存的《西厢记》的残本与残页、探讨一些仅有记载而尚未发现的明刊本。
　　
　　(五)比较详细地考证了明刊本《西厢记》某些过去不甚知名的批校、注释、刊行者，如张深之、余泸东、徐笔峒诸人的生平事迹。

　　二、综合性研究大大拓展了新的领域
　　
　　这主要表现在语言、艺术成就的研究上。前一时期尽管有关于《西厢记》语言的论述，数量极少，而从1980年至1990年发表在各类期刊上有关《西厢记》语言方面的文章就有三十二篇。是建国十七年间的十倍还多。它们有的是语言赏析、典故解释。有的是对方言、修辞、语法等语言学问题进行探讨。周义方的《论王实甫(西厢记)叠词艺术的声律美》从声韵的角度挖掘《西厢记》的艺术美，朱恒夫《西厢记语言的动作性》从舞台演出的角度肯定了《西厢记》语言中包含的形体动作、表意动作、描景动作，使这个作品“具有很大的舞台实践意义”。艺术方面也存在着和语言相同的情况，关于其喜剧特色、人物心理、戏剧冲突、情节结构，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西方文学比较等文章大量出现，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吴国钦、段启明在前人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写出《西厢记艺术谈》(1981)、《西厢记论稿》(1982)。吴著以随笔形式从故事源流、人物塑造、戏剧冲突、艺术风格等《西厢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将《西厢记》与同时代关、白、马、郑的作品及《红楼梦》等爱情名著进行纵横比较，屡出新意；段著除对《西厢记》的题材、主题思想、艺术特色论述外，还探讨了《西厢记》使用宫调及用韵的特点，为一般论著所不及。蒋星煜《西厢记的喜剧效果》(1993)认为无论从人物、情节还是场面上看“《西厢记》毫无疑问是喜剧”。黄慧的《西厢记金评的叙事理论研究》(2003)一文指出《西厢记》金评对中国叙事理论的独特贡献及其不足。
　　在研究领域另一个最明显的特色是对《西厢记》传播的研究及综述性研究。董每戡的《(西厢记)发覆》(1980)、金宁芬《试论王实甫(西厢记)的流传及影响》(1980)、高奈延《(西厢记)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2005)、韩梅《(西厢记)对韩国文学的影响》(2002)认为《西厢记》曾对朝鲜的文体文风产生过影响。一些文人还模仿它写了一些作品如汉文演本《东厢记》、汉文小说《春香传》等。崔霞《20世纪(西厢记)文本传播与接受述论》(2006)认为20世纪的《西厢记》文本传播与接受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至建国前。建国至文革前，文革后至20世纪末。前两个阶段重在对《西厢记》的历代刊本进行发掘和重新刊印，第三阶段则转向对历代刊本的研究；三个阶段都出现了不少的《西厢记》校注本，但不同阶段的传播接受又各有特点。传播与接受方式随代际递承而丰富多变，除刊印方式之外，还出现了教科书传播、报刊传播、专著传播、选编和改编传播等新的方式。这些作者从传播的角度，在观照《西厢记》对戏曲、小说、诗歌、说唱文学等文艺样式渗透的同时，对改作、翻作、续作、仿作。 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论述。更可谓独具匠心。在这方面研究成果最突出的要数赵春宁。她的《论(西厢记)插图版画》(2002)论述版画的流传在当时具有重要的传播价值和舞台演出的借鉴与指导价值；其专著《(西厢记)传播研究》(2005)。凭借了十分翔实的资料，以及作者对史料所作的许多别出心裁的阐析，对《西厢记》的传播，从文本到舞台。从批评到改编，从影响到移植，从常态到殊态，进行了系统而又较为深入的探索。从而在前人基础上，为《西厢记》研究作出了新的有意义的开拓。尤其在考论《西厢记》的批评传播时，特辟了禁毁一书，亦都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徐大军《(金瓶梅词话)中有关(西厢记)杂剧资料析论》(2003)、史小军《论(金瓶梅词话)对(西厢记)的袭用——以第八十二、八十三两回为例》(2006)通过对《金瓶梅词话》中有关王实甫《西厢记》杂剧资料的详细梳理，可以见出《西厢记》杂剧对当时社会习尚和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为我们勾画出当时社会生活中有关《西厢记》杂剧传播的图景，而且，由这些资料亦可见出当时市井阶层对，《西厢记》杂剧的解读角度和接受视角。而伏涤修《明代人对(西厢记)体例的改易》(2005)从明代戏曲南曲化的演唱、传播大势着眼，从《西厢记》明刊本是否被取消分卷是否还具有题目正名、是否被加上折目、剧中人物角色是否被予以传奇化标注、是否被插入传奇化曲唱安排及曲牌组合运用、是否有开场词和下场诗等方面，详细考述了明代人对于《西厢记》体例所作的改易；他的《明清时期北(西厢记)的演出情形考述》(2006)《明清时期北(西厢记)演唱样式变化考述》(2007)则从明代戏曲南曲化的演唱、传播大势着眼，论述《西厢记》在明代实际演唱中的传播。前者对明清时期文人笔记记载的《西厢记》演唱资料进行了勾勒，对戏曲选本收录《西厢记》、文人及曲家们所制订的《西厢记》曲谱与演剧本、文学作品中有关《西厢记》演唱情形的描写进行了论列，从而说明，虽然明清时期北《西厢记》的演唱逐渐衰退，不过它并没有从清唱、演出场上完全退出，北《西厢记》的演唱始终不绝如缕地存在于厅堂及场上；后者认为明清时期北《西厢记》虽然时有演唱，但不同时期它的演唱样式却各有不同。明清时期北《西厢记》除了有弦索唱法外，还有昆腔唱法、弋阳腔等地方声腔唱法，不同的唱法在演唱音乐曲调、行腔吐字的方式、所用的伴奏乐器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另外即使同为弦索唱法，也有以三弦为主要伴奏乐器和以琵琶为主要伴奏乐器的两大类型：即使是作为元代对《西厢记》的古代研究北曲遗音的弦索唱法。在明代实际演唱中也出现了北曲南唱的变形。
　　与此同时，对《西厢记》的研究之研究也受到重视。谭帆的《论(西厢记)的评点系统》(1990)与张世宏的《王世贞述评(西厢记)之价值》，对《西厢记》的古代研究进行了总结与评价。宋瑞芳《近十年西厢记研究综述》(2003)从主旨、悲喜剧、大团圆结局、考证等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状况作大致的梳理，赵春宁的《二十世纪(西厢)研究述评》(2004)试图厘清百年《西厢记》研究情况。由此观之，《西厢记》几百年来受到的关注的确非同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