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1990年代以后迅速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导致整个社会被一种片面的“发展主义”的现代化思路笼罩，与此同时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社会配套机制迟迟未能跟进，尤其是最近十年来的医疗卫生、住房、教育改革的“不得人心”更是遭遇了普遍的责难。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大陆一个庞大的人群迅速地边缘化和贫困化，他们在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基本上处于被遗忘的状态。这个群体最终被政府工作报告认定为“弱势群体”。正是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历史进程中，学院内的知识分子开始以各种方式介入对社会公正问题的思考，“底层”话语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成为大陆知识分子的一个敏感的“神经末梢”，牵引着诸多知识分子的参与和争论。这种争论与其说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了底层的命运，还不如说主要是折射了大陆知识分子的内部分裂与集体焦虑。

一、底层何以成为一个问题？

2004年春天，上海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刘旭在著名的《天涯》杂志发表《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底层”开始进入思想文化的公共空间，并发酵成为一个刺激知识分子道德神经的敏感问题。该文的叙述显示作者主要是受到印度的底层研究的启迪，来横向移植地思考当代中国的底层问题，据该文作者声称，“底层”作为一个概念，是源于葛兰西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刘旭在下述这段话中集中阐述了他对底层的观点：“对于一个没有能力表达自己、更谈不上有发言权的群体，去说他们‘是什么’或站在他们的‘立场’说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是什么从来都是个谜，他们没有历史、没有特点，他们的面目向来模糊不清。从任何角度去发现他们的优良品质、他们的革命性乃至他们的‘伟大’，都只是对他们的表述方式之一，他们都是被表述的‘他者’，表述得再伟大也是一种扭曲，真正的他们仍然没有出现。现在要做的只是去他们如何被表述，每一种表述扭曲了什么，其目的又是什么，对他们产生了什么影响，扭曲之后整体的社会后果是什么。只有当底层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底层，一切底层之外和从底层出身但已经摆脱了底层的人都丧失了表述底层的能力。因为被表述意味着被使用和利用，即使最善意的他者化表述也是使用底层来证明不属于底层的东西，或将底层引入误区。” 这无疑是一段关于“底层”的激进论述，作者否定了20世纪以来所有的有关的底层的论述与记录（包括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对底层的书写），在一种道德义愤的激荡下，作者认为没有话语权的底层被表述得再充分，也仍然是被“他者化”，每一种表述都是表述者搀杂着个人私心和偏见的意识形态表述。在这样极端“反智主义”思维的导引下，作者甚至将论述推到了一个极点，认为“只有当底层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底层”，换言之，作者是彻底地反对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的，底层的主体性只能在有了“表述能力”才能凸显，否则底层就根本不存在。这个论述的逻辑结论似乎就变成了：当代中国没有真正的底层，因为他们没有表述自己的能力。这显然是在一种道德乌托邦冲动下通过话语演绎，推展出的一个有点荒诞和滑稽的结论。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个相对“温和”的结论下，对于通过原生态的民间访谈，而得以根据录音整理而成的“底层话语”，作者认为“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底层的‘自主性话语’，就会发现其中有太多被多年的压迫统治扭曲的东西，但他们认识不到，他们以为是在表述自己，实际却在表述来自上层的思想。这或许仍然有积极作用：我们可以分析这种变形之下的东西，剔除了变形之后，或许剩下的就是底层的真正思想。但是，我们又如何断定何为底层真正的思想？又如何确定有多少思想其实是人性中共有的东西？什么样的才是被‘扭曲’的东西？” 通过这样一种辨证的“批判性思考”，知识分子唯一的结果就是陷在“肉身的瘫软”之中，底层不能被“他者化”表述，底层也不能表述自身（因为底层已经被上层“污染”），最后唯一的逻辑结论只能是“悲观”地接受底层的现状，底层继续保持着“失语的状态”。但知识分子却已经完成了其“精神使命”！

上海批评家蔡翔是大陆较早直接以《底层》为标题写作过散文的作者，他在接受刘旭的访谈时显然不同意后者的“激进论述”，他基本上仍旧在一个精英主义的视角里评述底层，认为在充满了制度不义和社会悲剧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仍旧是底层重要的“代言人”。这篇发表在《天涯》上的访谈的标题《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就隐喻了一种价值立场。蔡翔认为对于当代中国的“底层”而言，在文化层面上，他们主要面对着两个“敌人”，一个是国家意识形态利用权力来改造底层文化，或者把底层文化纳入主流文化之中。同时，社会普遍弥漫的所谓主流文化也在侵蚀底层的原生态文化：“整个的底层都进入了一个梦想。他们认为通过占有文化资源，也就是读书，就能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这种梦想同时意味着，底层已经接受了来自统治阶级所给予的全部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形态。就是说，他们不仅要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还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进入上流社会，起码是中产阶级。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把它意识形态化，就会造成这样一个后果：底层永远不会再拥有自己的代言人。这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一个隐患。一旦知识分子进入这样一个利益集团之后，一切就都与底层划清了界限。” 这样的一种“同质化和整体化”社会趋向，蔡翔认为构成了对知识分子最大的挑战。公民政治论述在当代中国方兴未艾，这种论述强调公民个人依据合法权利的政治参与与政治实践，从而建构出一个市民社会为依托的公民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为底层代言的“公共知识分子”自然就丧失了其社会功能。这种论述走到一个极端，“知识分子再也不以人类良心的‘代表’自居，超越性变成了一句空话。知识分子退出代言人的角色后，退回个人，实际上最后指向了每一个具体语境下的个人的阶层性。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仍在‘代言’，或者是中产阶级，甚至富人阶级，只是不再代言底层罢了。现在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如何再成为底层的代表。” 因此，蔡翔是在一种启蒙传统的历史叙述里，来思考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关系，在他的观念世界里，知识分子的精神使命是“社会的良心”，是底层的代言人，“知识分子要做的事情有很多，最重要的，当然是有没有可能打开多种渠道，使底层的利益得到充分表达，不再成为一个‘沉默的大多数’。这一‘利益’，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也是文化的。现在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对底层的双重的阉割和篡改，没有自己的文化，底层很难正确传达自己的声音。” 但这种论述显然面临一个几乎无解的困境，当代大陆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已经被国家意识形态收编进社会结构的各个空间，他们的利益被直接与国家利益、单位利益捆绑在一起，底层的利益与这种知识分子的“强势”基本上处于隔膜甚至冲突的状况，期待享受了改革开放成果的知识分子仍旧为承受这一历史进程代价的底层代言，几乎是一件超乎想象的“崇高使命”。

与这种精英主义论述截然有别的是上海另一青年左翼学者薛毅的论述。他对于所谓的精英文化和知识分子的为底层代言充满了狐疑，乃至批判。正是基于对当代中国底层的“悲惨命运”的社会想象，让接受刘旭访谈的他坚决地在社会主义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两个时代之间划出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当代中国‘底层’这个词，指向的是这样一种人群，他们遭受贫困的折磨，他们需要帮助、需要救济。由此出发，人们会产生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怀旧情感，人们在想象，那个时代，尽管普遍贫困，但是穷人还能生活下去，有尊严地生活下去。”薛毅引述陈映真的话论证道：“他说的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在社会主义时期，以前从来不被当成人看的农民，真的成为人了。他们真站起来了，你不能不把他们当成人来看，你不敢把他们妖魔化。一个普通人，有自己的尊严，而不以富人作为自己的归宿。穷人家的女儿，她不一定希望自己嫁个富人，她有自己的尊严，她根本不可能用尊严去交换什么，我的生命，我的身体，我的灵魂都是不能出卖的。…现在，工人丧失的不仅仅是福利，还有他们的尊严。” 在以“尊严”为关键词的路标指引下，薛毅区分了两个时代的底层的不同命运，这样一种因为对现实社会的道德义愤迅速地被转化成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历史想象，似乎在那个时代，贫困的底层至少还享有精神上的尊严和富足，而对于这种“传统社会主义”的温情追忆又为崛起于大陆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提供了对现状的“批判性能量”，这种逻辑发展到极致就是强调毛主义时代的种种好处，强调底层在历史进程中尊严的失落。比如薛毅针对当前乡村的空心化，乡村文化和教育的凋敝，就指出：“这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一样了。这场运动应该得到重新评价。知青下乡好像是带某种‘原罪’过去的，他要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实际的工作当中，他们也把城市的生活方式带过去的。一大批知青到那儿往往是做了中学、小学教师，大队会计、指导员。但是他们和志愿者不同的是，前者没有忽略农村文化的存在，相反，他们那里存在一种可能，去学习，去接触活生生的农村文化。” “文化”成为论述的关键，针对当今新农村建设的种种弊端，薛毅认为“忽略了底层人的文化，就等于忽略了底层人作为人的最根本的东西，就等于剥夺了底层人的主体位置。”“传统社会主义”成为一个“有力”的批判武器，指向当代中国伴随着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一系列改革带来的社会不公。

二、底层问题的“学术转向”与“道德分歧”
   
《天涯》上的围绕着“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在2005年11月以前基本上还是一个有条不紊地在进行的“专栏”，所发表的文字也没有引起太多的溢出“文化研究”的社会反响。这种状况因为大陆著名文学评论家南帆先生组织的一个关于“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的圆桌对话而发生改变。 这个对话是南帆与其博士生就关于底层的问题的“学术讨论”。这个学术讨论却引起媒介与网络论坛的高度关注，甚至刺激了一场不是关于“底层的表述”而是“知识分子的表述”的论争，许多网络批评指责这篇对话晦涩、空洞，堆砌了一堆术语，甚至有人认为这场对话是学院派抢占学术话语资源。“底层”问题本身在这场混战中被遗忘了，知识分子却成为了社会批判的箭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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