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者林秀琴的发言是所有与会者最具有“专业思维”的，扣紧了文学史与底层的被表述这一核心问题意识。她的追问很有文学意义与现实意义：“底层或者成为被拯救或者被启蒙的对象，或者成为拯救者，成为精神救赎的圣地。这两种经验也可以视作知识分子言说底层的两种方式，在不同的时刻使用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表达出来的可能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验。这意味着，底层只是一个言说对象。所以，哪一种底层经验更具真实性，更具有表述底层的有效性，实际上是个伪命题，在这个层面上不存在谁的表述更成功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恐怕在于，为什么在漫长的文学史，对底层的表述仅仅停留在这两种经验上，是被表述的底层缺少丰富性，还是文学史的表述缺少创造性和弹性？…还有，当我们面对底层这个被建构出来的对象时，我们是否应该质疑隐藏在这两种底层经验表述背后的话语机制？或者说，底层是如何成为文学史的重要符号？作为文学史话语权力符码的底层，和那个被排斥在话语权力场域之外的实体的底层，两者间究竟有多少心灵相通？”

从上述引文来看，南帆主持的这个圆桌对话确实对于“底层研究”有一定的补充作用。但由于部分博士使用的“对话口语”过于学术化和时髦，导致这个本来有一定意义的对话迅速地被一场网络上的“口水战”吞没。这场混战也吸引了《文学报》等媒介的关注。对于这个对话更具价值或者说对于学院派知识分子更有启发的是来自两位文学评论家的批评。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张闳在《底层关怀：学术圈地运动》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底层’，根据不同需要，或被称作‘民间’，或被称作‘弱势群体’。其最具诱惑力之处，在于其道德上的优先性。在攫取道德资源方面，‘新左派’相对要敏捷得多。鉴于他们在‘理性’、‘文化’、‘美学’诸方面的资源匮乏，‘道德’的自我标榜也就成了他们最为迫切的资本要求。尽管他们实际上身处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底层的道德优先性足以舒缓他们内心的道德焦虑。而他们所做的却是，一面担任文化官员和学院精英，一面攫取农民的土地，将其改造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在那里表演‘农耕’的喜剧，并冒充‘底层代言人’。另一方面，‘底层’还是一块‘沉默的大地’。底层的沉默性，勾起了精英知识层的‘代言冲动’。但从几篇相关的文献来看，所谓‘底层关怀’的人士，实际上关怀的是如何将‘底层’转化为其‘知识言说’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考虑如何将‘底层’纳入他们的知识生产体系中。” “底层”不再是一个学术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文化研究与知识分子”问题，而成为“新左派”抢注道德商标，进行话语表演和学术生产的富矿。这种道德批评虽然明快直接，也在某种程度上切中了问题的关节，但因为把“底层”与“新左派”直接地张贴在一起，便容易将问题简单化和意识形态化，而可能损耗关于底层的讨论本身具有的人文价值与社会价值。

与此相应的是上海另一文学评论家吴亮的《底层手稿》。他在文章中将对“关注底层”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批判推向了一个顶峰。就底层作为一个需要改善的“社会问题”而言，吴亮的批评确实是一针见血：“对于一个必须被实践触动的社会问题，人们的互助本性并非只有等待知识的唤醒才能开始行动，相反，某些知识还会使人们走向冷漠…人们迫切需要的不是由复杂概念构织成的学术之争，那些措辞晦涩华丽以至热衷玩弄愤怒感情的知识持有者关心的也许只是塑造自己的道义形象，他们将‘底层’看作是用来表现个人立场的‘文化象征客体’或‘良心客体’，却并不在意‘底层’的实在性，这种实在性由行动去介入而不是靠抒情就可以改变。…当知识持有者打定主意用一套行话‘表述’底层，并把重点放在他们擅长的‘表述’之上而忽略‘底层’在后谎言时代所具有的特殊历史性质和特殊现实性质时，他们就不幸地沦为某种‘象征性良心作品’的制造者——这种‘象征性良心作品’不仅是后谎言时代所需要的遮饰物，也是资本逻辑控制下由学院生产出来的特殊消费品。” 作者据此认为“底层”的表述者是在利用“底层”进行“道德讹诈和政治恫吓”。知识分子的道德感在当代中国确实已经面临深刻的怀疑，这种怀疑甚至影响到知识分子言说的“正当性”。任何言说都可能成为为某个特殊利益群体代言的证据，而知识分子在这种社会压力下产生了迅速的分化与重组。

三、底层、道德与政治

“底层”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底层如何被文学性地表述的“学术问题”，也不仅仅是关于知识分子如何公共化进而为底层代言的“道德问题”，它也是一个关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处理自身在道德与政治的夹缝中的困境的问题。在这场延续两年多至今硝烟未熄灭的争论中，对于道德的政治思考始终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底层事实上也成为含蓄的政治文化批判的资源。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底层或者说民间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发生了分化。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仍然需要坚守启蒙者的精英主义立场，为“无声的中国”的底层代言，试图通过重建社会中心来凝聚知识分子群体，建筑新的社会认同。另一些知识分子则觉得“底层”或者说“民间”蕴涵着巨大的文化、政治与道德资源。他们自觉地与自身所归属的阶层划清界线，发出了“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工人？”的浩叹，积极地投身于社会底层的改造运动，一些边缘知识分子急剧凝聚起来，在左翼知识分子领袖的领导下，自下而上地完成了革命。这种革命的成功在建国后进一步地强化了一种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的社会思潮，到了后来甚至发展到“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文化成为道德邪恶的来源，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指控同时又与对底层的“悲悯和讴歌”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把民国积聚的仅有的文化尊严感彻底拔除了，整个社会在一种虚假的平等主义遮掩下，充斥着一种粗鄙化的匮乏自由质素的公共文化。

这场对于底层的讨论也折射出道德在历史与政治中的扭曲与变形，甚至成为某些知识分子打压、攻击另一些知识分子的武器，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者，都几乎无一例外地认可道德在底层问题中的重要性。这种泛道德化的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根深蒂固的，最后往往容易导致本来可能有效的对话成为无意义的“诛心之论”，变成一场知识分子内部上演却无关乎底层的“道德戏剧”。阿伦特在分析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的“道德专制”时指出：“即使罗伯斯庇尔的革命行动源自悲悯的激情，但是，这种悲悯一旦展现于公众，它就不再是关切某一特殊的苦难，也不是关怀某一位有血有肉的个体。悲悯在这种场合变成为‘怜悯’（pity）。职是之故，本来是为真实的道德情感，现在，转变成为漫无边际的情绪，这种情绪似乎反映广大民众的无限无尽的悲苦、磨难。罗伯斯庇尔被这种漫无边际的情绪所掩覆，这使他无法跟任何一个人建立与维系稳定的关系。苦难的悲情似同汹涌波涛一再翻滚他的情绪…而淹没了所有一切具体之考量，包括了：人际之间实质的友谊，以及治国之道术的权衡。” 这种知识分子对“底层”的怜悯在阿伦特研究专家蔡英文看来，是“一种虚有其表的悲切情绪、一种居高临下下的非对称的人际关系、一种施小惠的态度。当贫苦无依、饱受经济匮乏磨难的广大民众蜂拥进入政治场景，‘怜悯’之情绪反映愈形扩散，而推促革命分子‘视怜悯为个人最真诚与真实的自我，同时将之投射于政治领域’。‘怜悯’一方面变成一种哗众取宠的自我展示；另一方面，它像一块海绵，盘吸了个人的自我，革命分子变成一位自我迷恋、顾影自怜的行动无能者。” 真正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关心“底层”的知识分子也许都可以从上引的两段话中吸取灵感，也只有对自身的道德悲悯怀有这种警惕的时候，才可能在争论和实践中不因为意气之争而忽略了“真正的底层”，才可能超越“行动无能”的“学院陷阱”，使底层的被表述和自我表述成为一个可期待的愿景，才可能构造一种知识分子内部开放性的真诚的对话氛围，而不是现在这种还没有诉诸行动就开始内部分裂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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