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秦灭蜀的目的是很明确的，秦史中记司马错向秦惠王论伐蜀，理由是“蜀为天府”得蜀可以“富国缮兵”，为进一步灭楚擢取物质后盾。天府形成的前提是都江堰水利。可见都江堰的开凿，是在司马错率秦军灭蜀之前。在当时战国混战时期，秦不可能在灭蜀以后60多年的秦昭王末年才修都江堰，才创建天府，才为统一战争准备军需物资。太迟了，统一天下的就不会是秦，而是楚或齐了。司马错灭蜀后，又立即率军队在成都上战船，顺流而下去攻打楚国，如果没有“成都二江”，军队怎么行船？要等60多年后吗？等不及了。所以说冰“穿二江成都之中”，是在秦灭蜀之前的古蜀国时代。

　　古蜀国国王李冰，被歪曲为秦昭王末年的“秦守”，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东汉末年镇压黄巾起义的泰山太守应劭，他在其带神怪小说色彩的《风俗通》一书中，有这么一句话：“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秦昭王时，秦国的水利工程是修郑国渠。应劭却郑冠李戴，想当然地以为都江堰也应是秦昭王时修的。应劭没到过蜀地，根本不了解蜀地民情，而后来的蜀地史学家常琚写《华阳国志》，却与应劭的“秦昭王说”唱对台戏，说是“秦孝文王使李冰为蜀守”，秦孝文王上台三天就死了，是不可能派官员到蜀治水的，这两者的矛盾处，正给后人留下了疑点和争论的“依据”。《华阳国志》把凿玉垒山（离堆）的事，归于鳖灵（开明），而把所谓秦太守李冰的治水事迹，分散到其他地方，远离都江堰的地方。应劭的“秦昭王说”首创李冰为秦守的谬说，引起了后世人长期的迷惑、怀疑与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凿离堆（修都江堰）的，究竟是鳖灵，还是李冰。其实，争论完全可以停息了——因为鳖灵就是李冰，同一个人，异名而已。编年体的《史记·河渠书》把“冰凿离堆”放在西门豹、郑国之前，说明“冰”只能是古蜀国国王，冰即鳖灵。《史记·河渠书》作者司马迁自言曾“西瞻蜀之岷山及离堆”，为写《河渠书》，他是到过离堆的，他的话，肯定比应劭可信。司马迁来到蜀地，访问蜀地父老，把父老传说的带神话色彩的荒诞而不雅训的“鳖灵”改用不带神话色彩的同音字“冰”来记录，以保持“正史”的“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古蜀国史书被秦军烧光，古蜀国的社稷祭坛被埋于地下，无奈之下，司马迁也只有采用蜀父老们的传说了。当地土著发音快，外省人司马迁，难免不会听成“冰”。当代的史学家比司马迁幸运，1986年出土的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和2001年出土的成都金沙古蜀国遗址，都是雄辩的实物史料，司马迁没看见过实物史料。三星堆和金沙，有力地证明着都江堰和“天府”早在秦灭蜀国之前就存在。

　　二郎名称的来源

　　蜀地民间长期酝酿的二郎神，为啥叫二郎神呢？1974年都江堰河底出土了东汉末年（公元168年）造的“镇水三神石人”之一的李冰神石人，次年又在河底出土了缺头的持臿神石人（镇水三神石人之二）。根据各地东汉石像对称美原则，没出土的第三个神石人应与第二个持臿神石人相同，对称地侍立在“李冰神石人”两侧，同受蜀民的崇拜祭祀（如同释迦佛两侧侍立的二菩萨）两旁的持臿神石人，身材苗条，比李冰矮小，显然是青年男子。而古代的青年就叫“郎”（汉代已然），又古代王侯的侍从官、副官通称郎或侍郎。都江堰在唐、宋时叫“侍郎堰”，即本于此。《西游记》中孙悟空称二郎神为“小小郎君”，元人杂剧《二郎斩蛟》中称二郎神为“少年都美清源公”，正与两位持臿神石人身份吻合。因持臿神石人有劳动工具，有劳工的影子，所以更受蜀民喜爱与崇敬。无名无姓的二位郎，在口碑中传颂。后来，洪水将“三神石人”埋于河底，民间传颂的二位郎在一代代的传颂中发生了讹传，二位郎被误解为一位二郎。二郎无名无姓，于史于征，更便于神话夸张，蜀人便借尸还魂，把一代代传说下来的蚕丛帝的特征即三星堆祭坛上神王巫三位一体的纵目人变为二郎特征，把三星堆“ ”形玉兵器，变成二郎神手中独特的兵器，把三星堆青铜九乌神树反映的后羿射日神话，附在二郎神身上，使他喜欢射猎（古蜀国王们也喜射猎）这样一举两得：既祭了古蜀老祖宗，又祀了治水的“神石人”。当封建士大夫戏说李冰是秦王派来时，蜀民反感，起而抵制，便把崇拜重心转向二郎。为“反抵制”，朱熹又将二郎神定为李冰儿子。于是出现了“子掩其父”的情形，违反了父父子子的四字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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